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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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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中越王的家世也与华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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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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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华夏第一次调整其族群边界。这时吴、越、楚、秦等国王族成为华夏这一过程，似乎皆由其上层统治家族寻得或假借华夏祖先，以及由华夏赋予一华夏祖先记忆，这样的双向互动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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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魏晋，华夏不断以华夏祖先记忆赋予移入中原王朝之域的“五胡”政权之统治者家族身上。《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59)《后汉书》中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60)《晋书》中记载，鲜卑慕容云的家世为“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61)同书中对于另一鲜卑人慕容廆族源的记载则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62)又同书中，匈奴右贤王之后的赫连勃勃对他人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63)魏晋时期迁入关中的许多被华夏称作“羌”的豪酋家族，也因此得到其华夏祖先。如《晋书》中记载，“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64)《隋钳耳君清德颂》石碑中称一个羌人大姓钳耳之族，“本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65)《元和姓纂》中也记载，党姓之羌自称夏后氏之后。(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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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吴国的例子中，吴国的统治者找到自己的祖源，而华夏也找到失落祖先的后代，华夏化顺利完成。然而在有些例子中，有时华夏认为找到其失落祖先的后代，但该人群却不肯忘记原来的祖源，或者创造出其他祖源，因此置其身于华夏认同之外。在文献记载中，有“箕子奔于朝鲜”的历史记忆，但后来朝鲜半岛上的王国却保有或创造朱蒙、檀君等开国祖先之历史传说，此便是一个例子。(67)至于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君长家族，他们有些假借或接受华夏的祖先记忆，同时假借华夏之姓，而成为华夏。有些则不接受华夏的祖先记忆，同时坚持其部族与家族认同，也因此他们被华夏视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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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夏化”不只是需要假借华夏祖先以创造本族群的新集体记忆，还需该族群与华夏两方面对于过去的“结构性失忆”。对该族群内之个人来说，遗忘本族群原来的起源历史，可以由上一代不对下一代提起本族群的过去历史来达成。对华夏来说，“失忆”常由于对新移入者的过去毫无所知所致。因此，族群认同变迁最常发生在移民的环境中。在此情景下，个人、家庭或人群可以摆脱不利于己的族群认同，以一种较为平等的身份参与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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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寻回失落的祖先后裔”，一个族群调整其边界以容纳另一族群。经由“寻回被遗忘的祖先”，一个族群或个人改变其认同。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alism）、不对等的族群文化互动关系、现实的利益，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背景。族群中心主义使人们认为，在本族之外的人都是化外野人；如果有高等文明人群存在，那便可能是我族“失落的祖先后裔”。汉代“中国人”发现东北方的朝鲜有些人群颇知礼义，因此认为他们是华夏历史记忆中一位失落的商王子箕子的后代（或受箕子教化的人群后代）。朝鲜半岛上各王国贵族，则有时接受“箕子”作为开创本地文明的祖先，同时又保有或创造本身的祖源历史传说。此后，因着个人的时代经验，中国与朝鲜知识分子对于“朝鲜人祖源”的认知，长久以来便徘徊或争议于箕子、朱蒙与檀君之间。西方学者也曾以“东迁的巴比伦酋长即为中国的黄帝”，来合理化中国古代的高度文明。在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民族挫折中，有些历史学者也在“中国民族西来说”里找到被遗忘的西方祖先。(68)前述这些“过去”，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有些是史料，有些是神话，有些是历史研究，但由某种角度看来它们都是一种可以被修正、借用、重组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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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体记忆媒介的文献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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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研究者大多认为，对于起源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在凝聚一个族群上非常重要。这种共同的信念，也就是一种“集体记忆”。因此我认为“集体记忆”与“集体失忆”（结构性失忆）这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族群认同与认同变迁等现象。太伯奔吴传说与吴国王室的华夏化，可说是一个实际的历史例证。经由这个例证，我们可以探索华夏的形成与华夏认同的本质等问题，以及历史资料与考古文物在此探索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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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对于太伯曾奔于苏南且成为当地之君是存疑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在春秋时期，有些华夏上层人物与吴国统治者都相信句吴为姬姓太伯之后？我对此的解释是：吴国统治阶层的华夏化，使他们找到一个“华夏的祖先”，并努力在行为规范上表现华夏特质；为了现实族群利益，以及合理化吴国统治阶层的华夏特质，华夏也在此南国找到太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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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长江下游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到春秋吴国考古遗存中的商周文化特质呢？以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太伯曾奔于句吴者，显然认为人群的迁移会在考古遗存上留下记录。事实上，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移民活动都能在考古上找到证据。D. J.布莱克曼（D. J. Blackman）曾以斯拉夫人在公元6—7世纪移入希腊半岛为例，说明在考古记录上很难发现历史记载中的移民。(69)许多历史考古学者，在不同的例子中，也有类似看法。(70)更何况，在苏南的例子里，我们在前面曾说明，由新石器时代以来，此地与中原地区便有双向的往来。学者们有意忽略马桥类型与湖熟文化中的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等中原文化成分，而独强调西周文化特征，以应和太伯曾奔于句吴之说。因此，苏南出现的商周式青铜器，只反映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当地与中原地区愈来愈密切的往来关系，而不能当作是商末周人移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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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我曾提及，“文物”常被人们用作记忆的媒介。出于墓葬与窖藏的文物，可说是有意被人们制造、收集及保存下来的文物；这些器物上所包含的文字铭刻、纹饰图案，蕴含某种社会价值与历史记忆。商周青铜器，便是如此的“社会记忆媒介”。由此观点，苏南地区出土商周式青铜器，便有了另一种解释：西周时期苏南地区的上层阶级制作、收集、拥有此种青铜器，由此（以及其他途径）他们获得一些商周的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这些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的累积，终于使他们在太伯传说中发现自己华夏的祖源，并产生如季札般深度华夏化的人物，也使华夏相信他们找到了失落的祖先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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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对待历史与考古资料的方式。探索太伯奔吴的历史事实，有些学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当作是历史的客观证据。这种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方法，是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文献资料虽然有扭曲、残缺，但经由历史学者的考校，可以去芜存菁使历史事实重现；其二，即使历史文献记载有不足之处，出土考古文物也提供了客观的证据，可以据之重建历史事实。这便是长久以来流行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我并不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由历史记载中的太伯传说与有关的考古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另一种面貌。在此，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可以被当作是人群集体记忆的“二重遗存”。它们的制作与保存，常是在人们某种“意图”下完成。也就是说，历史文献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有时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它经常是当时某一人群，或某一社会阶层的人，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以合理化社会现实，因而留下的记忆遗存。但是这并不表示它就毫无价值；制作这种历史记忆的时代人群的“意图”，更广泛地说，就是某一时代社会人群的“心理构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另一方面，考古文物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社会价值的媒介，它的制造、搜集、拥有、典藏都可能表现行为者的“心理构图”，这种心理构图表现器物拥有者的文化倾向、族群认同，或认同危机。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这种心理构图下的社会记忆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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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集体记忆以改变社会结群范围，是人类适应自然与人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策略。因此，借着保存、寻索、重组与改变各种集体记忆，个人与群体都可能以强化或改变祖源来凝聚或改变族群认同。以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族群（如华夏）的形成，及其本质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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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论是根据文献，或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于太伯奔吴的研究可谓是卷帙浩繁。对于太伯所奔的地点，太伯奔吴反映的是让位，还是周人的武装移民，抑或春秋句吴的祖源等问题，各家主张不一。本文不准备一一检讨这些看法。在本文以下篇幅中，我只举出这些研究的一部分，以反映两种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解释。对于太伯奔吴研究较完整的书目，可参考张云：《春秋时代的吴国》，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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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第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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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第5期，第14—15页；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第16页；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载《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第9—10页；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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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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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第5期，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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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昭燏、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第47—50页；K.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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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62年第1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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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第149—153页；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p.197–206；王仁湘：《崧泽文化初论——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问题》，《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期，第278—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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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3—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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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p.255；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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