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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商人曾称西方人群，或西方某一人群为羌。羌是商人的异族概念，所以在商亡之后，羌这个概念便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商末，戎起初可能指渭水流域善战、好战的人群，包括姜与姬。在周克商之后，以姬姓周人为首的人群开始东方化，相对的，未东方化的戎逐渐被视为异族或野蛮人。因此“戎”逐渐成为西方或北方异族的代名词。在公元前771年之后，华夏与戎的族群界线完全确立。当秦人与被其征服的戎人都成为华夏域中之民时，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个新的族群边界被称作“氐羌”；商代文献中的“以羌”，在战国时被误为氐羌，用来指传说中的西方民族。稍后，当华夏认识陇山以西的人群时，他们称天水到洮河、白龙江一带的人为氐与羌，氐在东而羌在西。这个过程大约完成在秦与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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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河西走廊、西域，青海地区的河湟，以及今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之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并与当地人群有往来接触时，原来被称作戎、氐羌或羌的西方华夏边缘人群不断被纳入华夏帝国内而成郡县之民，于是汉代中原人心目中“羌”的概念也向西漂移。陇西是一个出发点，汉人心目中“羌”的地理人群概念由此向三个方向扩张。往西北，在西汉中期“羌中”这地理概念由陇西移往河西走廊。往西方，西汉中晚期之后羌人逐渐成为河湟土著的代名词。在西南方面，汉代人心目中“氐”的地理人群概念由甘肃南部扩及四川北部，“羌”的地理人群概念则沿汉帝国的西疆南移。终于，在《后汉书·西羌传》的写作时代，大约是汉末魏晋时期，所有在广汉、蜀、越雟郡之西（约当川、滇之青藏高原东缘）的人群都成为“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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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牂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旄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条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商代到东汉，这条线由豫西、晋南逐步西移，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或华夏域中之民），终于在汉末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见图十）。在第四章中，我曾说明河湟地区的游牧化过程，这过程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已完成。显然，河湟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难以用农业手段来利用它。汉文典籍称，中国亟欲控制此地区主要是为政治上的理由，所谓“断匈奴右臂”；他们恐怕匈奴与西方甚至西南的异族联系起来。在这地区，河湟土著只能依靠移动、分裂性政治结构、平等自主来求生存。这样的人类生态，与定居、中央化政治权威、阶层化社会的中原帝国人类生态形成对比。因此，中原帝国难以将这里的人变成华夏，这里的人也无法接受中原帝国的农业、社会结构与帝国政治体制之管辖。河湟之外所有青藏高原边缘的人群，无论是游牧的，或是在山上过着混合经济生活的，都有类似的情形。于是，华夏与非华夏的族群边界便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并维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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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由商代至汉代羌人概念的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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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罗振玉曾将此字释为“羊”，但孙诒让、董作宾、商承祚、陈梦家与白川静等都认为这个字应作“羌”。参见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艺文印书馆，1969，第27—28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第十二册，第3737—3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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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第281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第77—80页；白川静：《羌族考》，载《甲骨金文学论集（第九册）》，油印本，1958，第45页；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鼎文书局，1975，第404、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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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80页；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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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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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65卷）第4期，第1008—1014、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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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部分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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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联经出版，1983，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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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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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07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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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pp.184–1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to, T’oung Pao 36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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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4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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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67.19；乙20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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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文为“贫入收录置羌中数年，无以报厚恩”（495.4A；甲1862A），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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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将这场战役变成汉与河湟先零羌的冲突，并将战场移至令居，事实上是将此役与公元前93年左右的一场汉与先零羌的战争相混所致。公元前93年左右的汉羌战争，参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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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过东汉两次严重的羌乱，大量羌人向东流窜入陇西、关中之后才开始有“东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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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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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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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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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第18—19页。此印也有可能是属于由他处来此担任边防任务的羌人首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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