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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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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65卷）第4期，第1008—1014、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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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部分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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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联经出版，1983，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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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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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07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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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pp.184–1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to, T’oung Pao 36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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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4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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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67.19；乙20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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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文为“贫入收录置羌中数年，无以报厚恩”（495.4A；甲1862A），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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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将这场战役变成汉与河湟先零羌的冲突，并将战场移至令居，事实上是将此役与公元前93年左右的一场汉与先零羌的战争相混所致。公元前93年左右的汉羌战争，参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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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过东汉两次严重的羌乱，大量羌人向东流窜入陇西、关中之后才开始有“东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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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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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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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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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第18—19页。此印也有可能是属于由他处来此担任边防任务的羌人首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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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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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一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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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许多处于华夏边缘的如秦、楚、吴、越等邦国贵胄家族，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祖源记忆或由中原华夏提供，或得到华夏的认可。无论如何，核心与边缘华夏间密切的交往互动，以及他们与“戎狄蛮夷”间的敌对关系，终于在战国末年造成一体的华夏认同与明确的华夏边缘。紧接着，便是作为华夏之具体政治化身的秦汉统一帝国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借着帝国之政治军事与民政结构，华夏逐渐往其周边扩展其生态区。于是，愈来愈多的华夏边缘人群（通常为本地统治者家族）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由于华夏空间与人群的扩张，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华夏边缘）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方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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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向外推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有些地区人群，因环境及人类生态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人群则因本地已自有其资源分配、分享体系，而不愿加入华夏之人类生态体系之中。到了汉代末年，华夏边缘之四方推移大致已达其极限，也因此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以及他们的“祖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各方边缘人群不同的异族意象，以及由此反映的华夏之自我意象。我也将说明，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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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近代以前华夏或“中国人”之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亚洲东半部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人类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刻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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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中国人”指称汉帝国域内的核心人群，约略等同于“华夏”，但两者仍有区分；前者强调的是政治地理空间的核心人群（中原之人），后者指的是文化性血缘核心人群（黄帝子孙）。汉代文献中，以“中国人”称汉帝国中原之人的例子很多，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海尉任嚣劝赵佗据地自雄时，他提到在这南方“颇有中国人相辅”。又如，同一文献称，当南越贵族鼓动群众反对来自汉帝国的皇后时，他们也说“太后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概念，应不等同于汉帝国域内所有的人，甚至不包括中原地区之乡间下层人民。至于“华夏”，这是形成于战国时期以“黄帝（或以及炎帝）后裔”文化性血缘想象彼此认同的群体，因而此群体更不包括汉帝国内所有的人，而只是有家族之“姓”且家族祖源能与黄帝、炎帝后裔血脉相联结的群体。譬如，前述秦、楚、吴、越等国统治家族因得到作为黄帝后裔之祖先记忆而成为华夏，但至汉代其人民绝大多数仍非华夏。因此，无论是汉代“中国人”或是“华夏”，都不是今日以“每一个人民”为构成单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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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人”的边疆人群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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