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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汉代中原帝国努力维系此制度，将一些汉帝国不可能直接统治的地域及人民约束在其四周，所得到的，除了外邦在仪式上的归顺、边界的安全以及部分经济利益外，还有一些来自外邦的珍怪土产与当地奇风异俗的知识。后者，经常见于汉文典籍，但其意义常被忽略。由族群边缘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外邦异族的奇风异俗与珍奇土产有凝聚“中国人”（华夏）的功能。这是因为，由春秋战国到汉代华夏边缘的形成、扩张中，被包含在“边缘”中的各地“中国人”虽然逐渐凝聚许多共性，然而在语言、文化上仍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们需要“异质化”的边缘来强调边缘内华夏的共性。因此，来自域外的珍稀土产及异族的奇风异俗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人”用它们来强化“中国”边缘，以凸显边缘之内人群间的同质性与一体性。春秋至汉代出现或流行的许多作品，如《逸周书·王会》《淮南子·坠形》《山海经》以及史书中的四裔传等之书写，都有以刻画“边缘”来凝聚“中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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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国人”心目中各方华夏边缘之人的意象，像是当时华夏自我刻画的族群边缘；一方面它诠释在此边缘之外“哪些人不是（或可能是）中国人”，另外它也从相对的一面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在不同的华夏边缘，不同的异族意象形塑中国与这些人群交往时的目的与策略。经由这些策略，如征伐、通商、封贡、和亲、移民、立郡县（内地化）等，汉代“中国”之华夏调整或确立其族群边缘，也就是不断调整、强化并确定“华夏”或“中国人”的范围。在这过程中，“族源历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汉代“中国人”以此界定“他们是谁”，将他们排除在“中国”及华夏之外，或将他们（或希望将他们）纳入“中国”及华夏之内。对处于不平等族群关系中的华夏边缘人群而言，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接受或是找寻一个华夏祖先，可合理化自己的华夏身份，并以“失忆”摆脱不利于己的族群身份；华夏便因此茁长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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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当代汉族与中国少数民族（部分）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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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被视为，也自认为，是有共同文化、血统、生活习惯的民族；由于各地中国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均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因此这个看法常被质疑。事实上，“中国人”（或华夏）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共性来凝聚；凝聚他们的主要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因此，从汉代华夏边缘形成以来，华夏帝国便以通婚、贸易、征伐、封贡、赏赐等各种软硬手段来羁縻四方部族与国家以维持这个“边缘”。我们若拿东汉帝国疆域（以行郡县的地区为范围，见第338页图十一）与现在中国的汉民族主要分布区（见图十二）作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有惊人的重叠。(50)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人类生态地理上的边缘。此后，除了对蒙藏等地区的政策性点状移民、近代东北成为汉移民之天堂，以及汉化造成的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西南及南方华夏边缘外，“汉人”没有进一步扩张，也没有让任何华夏之域脱离中国成为非汉人地区。也就是说，华夏一直有效地维持着这形成于汉代的族群地理边缘。因此，虽然“华夏”之自称词在历史上有很多转折变化，但至今构成中国人的主体民族在面对中国边缘少数民族时仍自称“汉人”。这种汉人或“中国人”意象，在当代仍左右着居于地理核心之“中国人”与其边缘人群间的往来互动，并影响中原帝国对边缘人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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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章中除了部分辅助文献外，主要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记载为主。这是因为，在汉代文学家与训诂学者的作品中，虽偶见有关边疆异族的零散记载，但其中所提及的，常与现实世界的边疆人群有些差距。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可能需要另外为文处理。相反的，《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族源、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国关系的记载，都是基于官方档案，与地方官员、将领的报告，以及史学家亲身的采访。以此写成的、有系统而又完整的记载，无论是否确实，它都代表一种典范观点。当我们在探讨“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时，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可能皆有些差距。但是，当文献不足以让我们作这样细部的探讨时，“正史”所表现的典范观点，可提供我们研究汉代“中国人”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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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牧盛行的地区不只是缺乏农业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不稳定，譬如：不稳定的雨量，突来的高温或低温，无法测知的大风雪等。在这样的地区，游牧的移动性使得牧民得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利用自然资源或逃避灾难。为了随时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游牧社会的结构需要有弹性，而且每一基本游牧单位对于本身的游牧事宜需有相当的决定权。基于这些原则，最常在一个游牧社会中见到的便是所谓的分枝性（亲属或社会）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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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pp.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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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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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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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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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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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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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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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礼记·檀弓上》：“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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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关于羌人的游牧及农业，参见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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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吕氏春秋·恃君》所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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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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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关羌人的分枝性社会结构，参见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80–94；关于游牧社会的分枝性结构，在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中有许多探讨，如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pp.14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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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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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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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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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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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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