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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著名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之学术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的《中国民族的构成》(9)以及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由某一角度来说，多少都反映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族主义之结合；这些名作，也强化了中国国族内涵与其内部区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最后亟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此也强烈反映借“科学方法”以实践国族认同之旨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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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之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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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者之使命，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新学术传统，以凝聚国族及刻画国族边缘，更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从事之“学术调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治与资源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地区。民族主义盛行并传播于全球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疆”争夺的时代；过去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在资源争夺中逐渐被各个民族与国族之明确“边界”切割、划分。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法国、英国调查者走入中国西南边疆，在此他们常宣称“发现”当地非汉族群为“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印欧民族”。如20世纪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播基督教。他将本地羌民宗教视为一神教，又认为如此高等之宗教必然来自西方，所以羌民应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在这样的文化偏见与宗教进化论之下，一切羌民文化在他眼中都成了以色列文化之遗留。(11)虽然这些学者未必有政治野心，但如此文化中心主义下的历史文化想象，常催动扩张主义者的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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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许多日本调查者也走入满、蒙，并宣称日本大和民族与这些北亚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关联。多少受到这些学术研究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提出“满、蒙在中国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论。傅斯年等学者乃急促写成并出版《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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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在国族边疆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工作。此时，东北有凌纯声，东南有何联奎、徐益裳、黄文山，台湾有林惠祥；更多学者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如丁文江、丁骕、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他们对西方民族学所知深浅不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混杂着明清以来汉人士大夫之边疆游历书写，或应用清代乾嘉之学的声韵、训诂。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逐渐产生。其主要关怀是，首先，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以及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或相似因素，学者建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和血缘、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来根基化（primordializing）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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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族分类。学者由语言、文化、体质所显示的民族系统分类，来强调中华民族中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特性。这是以语言、体质、文化分类来系统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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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与风俗描述。学者描述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这是在中华民族中分别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区别何者较为进步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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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新的民族志书写中，学者也表现其民族主义下的现实关怀；他们或仍承袭清代安边、治边之策论书写，或讨论如何以汉文明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同化论），或论述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扶持“弱小、落后”民族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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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学传统，在其初始阶段常与国族建构脱不了关联——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由语言文化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民族，以文化风俗描述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由现代化程度来分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甚至可以说，在“民族”概念下找寻及研究“典范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此一学术活动也创造了典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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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的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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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将中国北方与西方的满、蒙、藏族视为一个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大多数学者对此并无根本歧异。然而在中国西南与南方边疆，对于本地各非汉民族的分类与识别，学者之间便有许多的疑惑与争议。此主要是由于，首先，自古以来“统于一君”的华夏一直未能发展出清晰的人群分类概念，来认识与划分本地部族聚散无常的“无君”非汉人群；华夏只是以苗、蛮、僰、夷、爨等泛称，来模糊地描述西南与南方各族群。其次，由于大量汉人军民的移入，以及本地人群因此与汉文化之长期接触，许多西南人群宣称或假借华夏祖源，也践行华夏文化习俗。因此在明清时期，许多西南地方的“汉人”与“非汉”区分都是相当模糊的。最后，在这样的族群关系与历史背景下，即使是近代西方之“民族”概念，或更新的“族群”概念，都难以正确划分与描述此一华夏边缘。无论如何，这是中华民族建构中最模糊而亟待解决的一个“边缘”。因此，许多中国早期民族研究者的田野，都集中在中国南方与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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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期，在“民族”概念下，汉人知识分子曾将所有南方或西南人群都称作“苗族”“夷族”“土著民族”，或认为他们已相当汉化而将他们视为“汉族”。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许多边政官员、学者与边省行政首长，都倾向于鼓励西南土著人群汉化。后来，在许多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下以及各地知识分子的本土认同吁求下，西南各民族之分类图像愈来愈清楚。在这过程中，史语所之西南民族考察，范围最大、最有系统且持续较久，其影响也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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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最早的西南民族考察，为1929年黎光明与其友人王元辉在岷江上游的川康民俗调查之行。该所较有系统的民族调查从1933年始；是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赴湖南乾城、凤凰、永绥一带调查湘西苗族。1934年他们又到浙江白门、丽水一带作畬民调查。1934年，史语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凌纯声、陶云奎、芮逸夫等人在1934—1937年间，足迹遍及大理、下关、保山、腾冲、耿马、班洪、西盟、孟连、蒙自等地。1939—1940年间，芮逸夫又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安顺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1941年芮逸夫、凌纯声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与羌族考察。1942—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等到川南威信、叙永等地进行川南苗族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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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他们的调查所得与其他资料，芮逸夫与凌纯声都曾发表多篇论文以论述中国民族之构成。凌纯声对中国民族之起源、构成与迁徙，有一系统性解释。他认为最早活动在中国大陆上的民族有三群：美拉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及古亚洲人。后来受到汉藏系民族迁移的压力，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族融入汉藏系民族，一部分向南中国迁徙的便是古百越与百濮民族。汉藏系民族先后三波入居中原，最先到来的是苗傜系（伏羲集团），再来则是泰掸系（神农集团），最后来的是华夏系民族（黄帝集团）。华夏系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泰掸族与苗傜族部分融入华夏，部分迁往南方，与较早居此的印度尼西亚族共居同化。秦以后，泰掸族更往西南发展进入中南半岛，构成中国西南各民族以及中南半岛泰、缅、老挝等国的主要民族。(12)泰掸、苗傜、藏缅，这样的民族系统分类以及族系名称，显然是受语言学家的语言分类影响。他将最早的中国居民溯至古美拉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与古亚洲人，又显然是接受体质人类学者魏登瑞对周口店上洞人体质分析的结果。因此凌氏的民族溯源与分类，主要是在体质与语言学家对人类体质、语言分类的架构上，添上民族志材料与文献中之文化特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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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逸夫的西南民族研究，其要旨仍是“溯源与分类”。(13)他认为，对族名与文化特征的溯源，可以厘清一个民族的源头，判别当今该民族的分类归属以及其与邻近民族的亲缘关系。对“族称”的音韵训诂，则是芮氏考订族源与民族分类的主要工具。由其所发表的几篇总结性论文，如“中华国族解”“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中国民族”及“中国民族的构成”，可见他的民族研究要旨在于建立中国民族体系。这个工作，事实上自清末及民国肇造以来，都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间进行；芮氏与其史语所同侪也无法避免地加入此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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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凌纯声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及凌与芮逸夫合著之《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亦可见他们如何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学于国族肇造之上。(14)在此两部著作中，他们皆以“民族学”描述各民族的习俗、宗教、歌谣故事，以此刻画各非汉少数民族。他们又以“历史学”对相关民族作历史溯源。凌纯声将通古斯族（赫哲族为其一）之族源溯至古代东夷，因而认为其与中国古史上的商人、莱夷同源；(15)芮与凌认为“苗为古代的髦”，其先祖来自中原，并曾为周人之盟友。(16)由此我们可以体察，20世纪上半叶之学者如何以民族学描述、建构国族边缘，而又以历史学将此边缘与核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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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语所学者曾参与的两项国家事务也与“华夏边缘再造”有关。一是，由于他们熟悉西南边境之人事，因此曾受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参与中缅未定界南段之勘界事务。这个中、英与中立国代表共同勘界之行，是英殖民帝国向东亚扩张其势力的一个历史烙印。19世纪中晚期，英国侵略并占领缅甸，将之变成英国海外殖民属地，又由此向云南扩张其势力。1934年英国为了开采银矿而入侵云南班洪，此举引起本地班洪王联合佤山17王各部落共同驱逐英国入侵者。芮逸夫等人参与随行的这一趟中缅边界南段勘界之行，便是在此班洪抗英事件后的外交解决行动。这个中缅边界勘界之事，也反映了华夏边缘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背景——国土主权与民族归属界线模糊的旧帝国边疆，此时有如可让西方殖民帝国入室为盗的后门缝隙；在此背景下，明确的国境线与民族界线被建立起来，本地人群也由边疆“蛮夷”而成为国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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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事务则是，也因史语所研究者熟悉边疆民族之历史与文化，他们在1940年曾协助国民政府之中央社会部、教育部进行“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明清以来在汉文化之边疆游记与方志书写中，汉人作者常以虫兽偏旁之字或污化之词为当地蛮夷命名，而有“猓猡”“阿猖”“猺人”“獞人”“狗头猺”等名称。国民政府为“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而明令称：“案查关于边疆同胞，应以地域分称为某地人，禁止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芮逸夫等人，便负责编撰此一“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表”(17)；在此命名表中，“狇狫”被改为“木佬”，“猓猡”改为“倮罗”，“狜猔”改为“估倧”，等等。此举亦显示近代华夏边缘的变化：由国家与学界力量来共同改变一向被污化的“华夏边缘”，使之成为受同等尊重的国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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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变过去视之为“蛮夷”的命名，并不能立即改变汉人对边疆非汉族群的歧视，但这的确是数千年来“夷戎蛮狄”被视为“非人”的华夏边缘概念发生改变之一重要步骤与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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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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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梁启超所倡之“新史学”及其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之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间的关系，王汎森曾有很好的介绍；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第12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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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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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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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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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边缘”地区的重要“文明起源”考古发现，如广汉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要到较晚的时候才有重大发现，并因此造成学术界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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