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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他们的调查所得与其他资料，芮逸夫与凌纯声都曾发表多篇论文以论述中国民族之构成。凌纯声对中国民族之起源、构成与迁徙，有一系统性解释。他认为最早活动在中国大陆上的民族有三群：美拉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及古亚洲人。后来受到汉藏系民族迁移的压力，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族融入汉藏系民族，一部分向南中国迁徙的便是古百越与百濮民族。汉藏系民族先后三波入居中原，最先到来的是苗傜系（伏羲集团），再来则是泰掸系（神农集团），最后来的是华夏系民族（黄帝集团）。华夏系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泰掸族与苗傜族部分融入华夏，部分迁往南方，与较早居此的印度尼西亚族共居同化。秦以后，泰掸族更往西南发展进入中南半岛，构成中国西南各民族以及中南半岛泰、缅、老挝等国的主要民族。(12)泰掸、苗傜、藏缅，这样的民族系统分类以及族系名称，显然是受语言学家的语言分类影响。他将最早的中国居民溯至古美拉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与古亚洲人，又显然是接受体质人类学者魏登瑞对周口店上洞人体质分析的结果。因此凌氏的民族溯源与分类，主要是在体质与语言学家对人类体质、语言分类的架构上，添上民族志材料与文献中之文化特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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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逸夫的西南民族研究，其要旨仍是“溯源与分类”。(13)他认为，对族名与文化特征的溯源，可以厘清一个民族的源头，判别当今该民族的分类归属以及其与邻近民族的亲缘关系。对“族称”的音韵训诂，则是芮氏考订族源与民族分类的主要工具。由其所发表的几篇总结性论文，如“中华国族解”“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中国民族”及“中国民族的构成”，可见他的民族研究要旨在于建立中国民族体系。这个工作，事实上自清末及民国肇造以来，都一直在中国知识分子间进行；芮氏与其史语所同侪也无法避免地加入此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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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凌纯声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以及凌与芮逸夫合著之《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亦可见他们如何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学于国族肇造之上。(14)在此两部著作中，他们皆以“民族学”描述各民族的习俗、宗教、歌谣故事，以此刻画各非汉少数民族。他们又以“历史学”对相关民族作历史溯源。凌纯声将通古斯族（赫哲族为其一）之族源溯至古代东夷，因而认为其与中国古史上的商人、莱夷同源；(15)芮与凌认为“苗为古代的髦”，其先祖来自中原，并曾为周人之盟友。(16)由此我们可以体察，20世纪上半叶之学者如何以民族学描述、建构国族边缘，而又以历史学将此边缘与核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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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语所学者曾参与的两项国家事务也与“华夏边缘再造”有关。一是，由于他们熟悉西南边境之人事，因此曾受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参与中缅未定界南段之勘界事务。这个中、英与中立国代表共同勘界之行，是英殖民帝国向东亚扩张其势力的一个历史烙印。19世纪中晚期，英国侵略并占领缅甸，将之变成英国海外殖民属地，又由此向云南扩张其势力。1934年英国为了开采银矿而入侵云南班洪，此举引起本地班洪王联合佤山17王各部落共同驱逐英国入侵者。芮逸夫等人参与随行的这一趟中缅边界南段勘界之行，便是在此班洪抗英事件后的外交解决行动。这个中缅边界勘界之事，也反映了华夏边缘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背景——国土主权与民族归属界线模糊的旧帝国边疆，此时有如可让西方殖民帝国入室为盗的后门缝隙；在此背景下，明确的国境线与民族界线被建立起来，本地人群也由边疆“蛮夷”而成为国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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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事务则是，也因史语所研究者熟悉边疆民族之历史与文化，他们在1940年曾协助国民政府之中央社会部、教育部进行“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明清以来在汉文化之边疆游记与方志书写中，汉人作者常以虫兽偏旁之字或污化之词为当地蛮夷命名，而有“猓猡”“阿猖”“猺人”“獞人”“狗头猺”等名称。国民政府为“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而明令称：“案查关于边疆同胞，应以地域分称为某地人，禁止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芮逸夫等人，便负责编撰此一“改正西南少数民族之命名表”(17)；在此命名表中，“狇狫”被改为“木佬”，“猓猡”改为“倮罗”，“狜猔”改为“估倧”，等等。此举亦显示近代华夏边缘的变化：由国家与学界力量来共同改变一向被污化的“华夏边缘”，使之成为受同等尊重的国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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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变过去视之为“蛮夷”的命名，并不能立即改变汉人对边疆非汉族群的歧视，但这的确是数千年来“夷戎蛮狄”被视为“非人”的华夏边缘概念发生改变之一重要步骤与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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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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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梁启超所倡之“新史学”及其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之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间的关系，王汎森曾有很好的介绍；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第12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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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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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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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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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边缘”地区的重要“文明起源”考古发现，如广汉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要到较晚的时候才有重大发现，并因此造成学术界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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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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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载王汎森、杜正胜等主编《新学术之路（上）》，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第164—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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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芮逸夫：《中国民族之构成》，《大陆杂志》1953年（第7卷）第1期，第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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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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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273—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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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载《边疆文化论集（第一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第1—18页；《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学术季刊》1954年第2卷第3期，第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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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探讨芮逸夫之民族史与中国民族构成研究的论文，请参考谢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理论建构法则：兼论中国地区族群的历史过程研究》，载谢世忠、孙宝钢主编《人类学研究：庆祝芮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南天书局，1990，第373—432页；王明珂：《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载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民族学研究所，1999，第28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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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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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第1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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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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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芮逸夫：《附录：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载《番苗画册》，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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