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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变过去视之为“蛮夷”的命名，并不能立即改变汉人对边疆非汉族群的歧视，但这的确是数千年来“夷戎蛮狄”被视为“非人”的华夏边缘概念发生改变之一重要步骤与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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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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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梁启超所倡之“新史学”及其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之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间的关系，王汎森曾有很好的介绍；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第12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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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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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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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名言以及对新材料、新方法的强调，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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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边缘”地区的重要“文明起源”考古发现，如广汉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要到较晚的时候才有重大发现，并因此造成学术界的“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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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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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道还：《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载王汎森、杜正胜等主编《新学术之路（上）》，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第164—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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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芮逸夫：《中国民族之构成》，《大陆杂志》1953年（第7卷）第1期，第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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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卷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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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273—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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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载《边疆文化论集（第一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第1—18页；《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学术季刊》1954年第2卷第3期，第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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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探讨芮逸夫之民族史与中国民族构成研究的论文，请参考谢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质及其方法理论建构法则：兼论中国地区族群的历史过程研究》，载谢世忠、孙宝钢主编《人类学研究：庆祝芮逸夫教授九秩华诞论文集》，南天书局，1990，第373—432页；王明珂：《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载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民族学研究所，1999，第28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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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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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第1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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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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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芮逸夫：《附录：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载《番苗画册》，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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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三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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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说明了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时代背景，并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活动为代表，说明学术与学者在此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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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华夏边缘再造”这样的命题，并非是说中国少数民族全然为近代产物，也不表示他们全然是“被”建构而毫无选择地成为少数民族。在这一章中，我将以前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个早期田野考察为例，从当时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来说明这样的社会与历史变化如何发生，以及说明这变化中既有历史延续也有新时代变迁，既有来自核心的政治与知识建构，也有边缘本土对此建构的回应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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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况最复杂的是西部与西南、南方边疆。西部川康地区有广大的“西番”“杂谷脑民族”与“羌民”，他们究竟是藏族的一支或是各个独立民族仍不清楚。西南与南方湘、桂、黔、云、贵等地，有更多被泛称为“苗”的广大人群，究竟哪些是“苗族”哪些是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也待厘清。在部分地区又因为汉化效应，所谓的“羌”“苗”看来与汉人并无区别。因此，是否要在南方与西南识别各个非汉民族，或者应鼓励他们持续汉化，这些当时都还在争议之中。“中央研究院”的黎光明、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分别到川西及湘西进行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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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明、王元辉的川康民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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