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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北川羌族乡成立时空顺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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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被重新发掘的“历史”则是，关于被何卿杀害的明代白草羌领袖之历史记忆。相对的，“何卿”的历史形象也渐由汉人的拯救者转变为屠杀羌族的刽子手；“走马庙”成为纪念被何卿杀害的羌族英雄“走马将军”的庙子。目前白草河小坝内外沟里的民众，似乎对当年白草番受清剿的事仍保存一些历史记忆。他们说，统领四十八寨造反的是两仔妹（兄妹）；后来受到一个王家人的出卖，走马岭才被何卿攻下来。下面这是一位小坝受访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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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他遇难那天，冉家杀牛，秦家穿盔甲。还有就是，永兴的王家，每年六月二十三要去拉三犁地，就是赎罪一样。当初是攻不上来的。朝廷出重赏，一个王家的就带路。这一家，就要被惩罚一样。走马将军就是这四十八寨的首领。白马将军就是何卿，战死在镇江关。镇江关上面十五里还有一个白马庙，比较堂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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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地有些老人仍说“汉不祭走马，羌不祭白马”。另一种说法是，在走马岭原来修的是纪念何卿的庙子，但羌族塑匠把何卿塑成羌族悲剧英雄“佐玛”（后来误称作走马）的形象，并称之为“佐玛庙”，尊称“佐玛”为“白马老祖”或“白马祖师”。(32)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是否有人祭羌族头领“走马”，究竟过去本地民众是否都自称汉人、都祭“走马庙”，庙中供奉的是否为何卿。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如今他们也弄不清楚白马将军究竟指的是何卿还是被何卿杀害的羌族头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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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华夏边缘之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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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以北川为例，说明一个西方华夏边缘的长期历史变化。北川这样一个小地方，两千年来其土著居民之族群认同变化，可以使我们对于华夏边缘的性质及其近代变迁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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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兴西羌”之历史记忆及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此长程历史变迁的重要表征。战国至西汉之华夏创造此记忆；汉至魏晋的蜀人采用此记忆，而将本地化为华夏之域、本地人为华夏之人。这是本书前数章所言，华夏认同形成、扩张及其族群边缘西移过程之一部分。然而北川作为华夏边缘的边缘，以及汉代部分蜀人心目中的大禹所生之地，西汉时此处为华夏边缘之“夷人”所居，两千年后此处仍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此说明西汉以来华夏边缘在此推进缓慢，也说明华夏边缘的向外扩张有其人类生态上的限制。虽然在清代，本地人曾几乎都成为奉祀“大禹”的汉人，但今日40%以上本地人都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羌族，“大禹”在他们眼中则成为羌族祖先。这样长程又多转折的历史过程，说明以“近代建构”来理解如羌族这样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显然也不宜过于草率。另一方面，这个例子也说明，“民族实体论”之见解忽略了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跨越汉与非汉族群边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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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几方面来总结本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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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此华夏边缘，20世纪上半叶本地汉与非汉之间区分模糊；无论是在文化习俗或历史记忆上都呈现混杂而经常有争议的状态。这是汉化过程所造成的一种华夏边缘微观情境。在此华夏边缘情境中，“汉人”与“蛮夷”之间界线模糊且常在争议中；此微观情境中的人际互动，如夸耀、批评与模仿，推动汉化过程。当汉化之认同变迁造成华夏边缘逐步西移，旧华夏边缘上的人群如魏晋以后的蜀人，才自认为也被他人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华夏或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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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造成华夏边缘微观情境的，经常是汉移民所引发的资源竞争以及帝制王朝军政势力的介入。在此情境中，压迫与歧视造成边缘非汉土著的社会劣势地位；为了追求较安全的社会地位，他们模仿汉人习俗，攀附汉人祖源记忆，也如此自称汉人。中原王朝与地方郡县对于非汉土著固然有些制度化的迫害与歧视，然而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的迫害与歧视却主要来自邻近家族、村落和城镇之人。如在本章的例子中，“土著”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姜炳章这样有学问的县官；因不堪歧视而让他们逐渐“汉化”的，主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邻近或同村“汉人”，而这些“汉人”也被他人讥为“蛮子”。以此而言，学者以“文明核心”与“边缘人群”之互动来探讨汉与非汉关系，(33)固然可在代表儒家教化观与其背后中国王朝势力之县官姜炳章在北川的作为上得到印证，但却忽略了文化与认同变迁进行的关键是在亲近人群之间。在此，自视为来自文明核心者，却常被他人认为是边缘蛮夷。以此我们可进一步思考，中国文献中常称某地有熟番、生番之分，这样的记载不能只被视为汉人作者对开化、未开化异族之分类，(34)而更应考虑它可能反映着汉化微观情境所造成的族群现象；也就是，当时的熟番可能自称“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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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以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北川山间村落“汉人”成为羌族并非突兀，也非只为了国家给少数民族的优惠。这个当代现象可以理解为，在上述模糊的华夏边缘，经由微观情境中亲近人群间的互动，人们逆反过去“一截骂一截”的过程而“一截攀一截”地成为羌族，最终仍是为了追求较优越或有利的社会身份。在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北川羌族知识分子重新诠释“大禹”与“走马将军”；前者成为羌族祖先，后者也成为北川羌族的悲剧英雄。这样的过程也不新颖；汉代蜀人借着“大禹”和“黄帝”历史记忆以成为华夏，所经历的是类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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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川人认同的历史变化，也是长期华夏边缘形成与变迁的一部分。无论是汉代蜀人、20世纪上半叶的北川汉人，或是当今北川羌族，都是此华夏边缘之历史产物。以此而言，近代北川山间居民由“羌番”“汉人”成为羌族的变化，在长程华夏边缘历史中有其特殊意义——非汉族群不再是受污化的“蛮夷”，而是值得骄傲的少数民族；边缘地带资源匮乏所造成的族群内外之冲突与暴力，也在国家及民族体系之资源分配下得到缓解。由过去华夏边缘的“汉化”趋向来说，近代北川发生的逆向“少数民族化”变迁，一方面见证“昨日之非”以及过去汉与非汉之间有一模糊边缘地带，另一方面也显示近代华夏边缘变化之正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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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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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rell Stevan, “The Hsi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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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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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朝时裴骃作《史记》集解，引成书于晋的《帝王世纪》记载谓：“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然而今本《孟子》中并无此文。《帝王世纪》残文中有“禹长于西羌” ，或称禹为“西羌人”或“夷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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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处我采童恩正之说，秦灭蜀后所立之几个蜀侯皆蜀王室之人而非秦王之子。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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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50—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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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代文献《括地志》称：“石纽山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广柔废县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元和郡县志》指“通化”本汉代广柔县地。以上两文献中的“广柔”都是指今之理县通化，也就是岷江上游支流杂谷脑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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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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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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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献通考》卷三百一，物异考七，“岁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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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第2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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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天佑注《吴越春秋》时称：“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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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沆纂、赵德林修：《道光石泉县志》，道光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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