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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以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参与社会资源的竞争与分配，但在遭受挫折后，许多人则经常回到“族群”中寻求慰藉。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埋藏着我们对最原始人群感情（同胞手足之情）的信赖与渴求。也因为这种信赖与渴求，使得当社会边缘人群在“族群”中得到温暖时，经常忽略了事实上选择、诠释历史记忆来强化族群感情的那些人，而这些人经常也是在另一种社会人群分类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本家与劳工、知识分子与文盲）造成他们较低劣社会地位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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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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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含东周）时期，华北地区的人类资源竞争，及一连串的经济生态变迁与社会政治变迁，造成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出现。由战国时期到汉末，随着华夏之域的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外推移，而后稳固确立。华夏的形成有赖历史记忆；同时华夏的扩张，也造成许多原来的边缘人群“失忆”与历史记忆重塑，以加入华夏之中。从此，华夏成为东亚地区一个最大的维护共同资源的人群。这个群体，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主要还是依靠内部由分工造成的阶级剥削来维持。对于华夏边缘的“异族”，华夏一面强调他们的异类性，一面威之以武、诱之以利，以维持边境的安宁。只要是无内忧（农民安于在资源分配上被剥削）、外患（边缘异族安于被排除在华夏的资源共享之外），便是华夏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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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之建构中，华夏及华夏边缘合而为一。首先，传统华夏心目中的“蛮夷”，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虽居于边缘、少数，相较于从前确是很有意义的改变。然而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名为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实际上是朝着“安边、治边”与“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此无法改变少数民族受污化之地位，更无力解决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在新的中国边缘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以此而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的确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人民的“解放”。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与民族自治，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使得在曾往“汉化”方向摆荡的传统华夏边缘上，许多人如今都乐于承认或争取得到少数民族身份。如此将过去狭隘之华夏认同所造成的核心与边缘，结合为一国族国家下之整体资源共享体系。以人类生态来说，这应是两千年来华夏及其边缘发展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一面。虽然这样的资源共享体系尚未能臻于全然公平、完美，然而由近年来汉族边缘的“少数民族化”趋势看来，最急切的调整已不在于汉与非汉之间，而在于整体体系内有资源等差的地域、城乡与职业群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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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我无法规划或建议未来；透过本书，我只是提出一个对“过去”的新诠释，并以此理解“当代”。若人们能将“当代”置于历史与人类生态的深度了解中，相信可以借此反思及调整当前各种的政策与作为，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然而，这里所涉及的历史，绝非传统史学中所称的“历史”。相反的，我认为基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真相”争论，正是当前世界各民族内外冲突与暴力的渊薮。我所强调的是，将历史记载视为人类生态情境下的一种社会结群表征。因此，与其对一个“历史”的指责、纠正与争辩，不如将之视为“历史记忆”而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历史书写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这种理解，必有助于解决历史争端背后的认同争端，及更理性地解决人类资源分配、分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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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129—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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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D. Alexander, 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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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p.2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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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早将“schema”一词用在心理学分析上的，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的亨利·赫德（Henry Head）。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者巴特利特，用“schema”来描述一种左右个人经验与回忆活动的心理结构，其本身则是许多过去记忆与经验的集结。后来，巴特利特的“schema”概念，成为许多心理学者研究回忆的重要理论架构。经由这个概念，学者们对于个人记忆与回忆有许多更深入的探讨与了解。同时，在不同学者对个人记忆的了解与分类中，“schema”或者“self-schema”有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我无意，也无能，沿随实验心理学者在这方面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分析上很有用的概念；我们如何形容，在冗杂的“个人记忆”与为了某种认同而选择、强化的“社会记忆”之间，一种具有“滤网”作用的，一种使个人具有社会性的个人认知结构？“文化倾向”和“思想或行为模式”都过于强调共性；“人格”或“个人的心智结构”又过于强调个性。在社会与个人之间，我们似乎缺乏一种能沟通二者的概念。这就是为何我借用心理构图“schema”一词的原因。有关巴特利特及其记忆理论，请参考本书第二章及第九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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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称之为一种社会“认同体系”而非只是一种“认同”，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的社会身份认同；在台湾，一个人可能自称台湾人、客家人、女人、劳工阶级、中部人、汽车业的人等等。这许多的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情景或不同的时间中，可能有些被忽略，有些被强化，但它们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认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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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1996年（第34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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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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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籍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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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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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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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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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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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毕氏岩灵山馆校本，台北：启业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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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史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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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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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陈寿：《三国志》，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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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常璩：《华阳国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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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范晔：《后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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