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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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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zing and normalizing the”difference”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s/American/Europeans, means that writing from China can never be perceived as having”universal”significanc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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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汉学家分得很清楚,中国是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所以中国文学不可能会有什么universal significance(普遍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德国人看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除了对中国进行批判外,得不到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根本不是。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开朗诵会的时候会来几十个人,有的时候会来一百多人?我1月份跟欧阳江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9座城市介绍他德文版的新诗集。有一次我带他到德国的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去,这是一个古老的小城,没有汉学系,但是开朗诵会的地方坐满了人,最少50个人。我带他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Salzburg)去,那里也没有汉学系,却来了100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世界。他们希望能够听到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比较复杂的语言。不少德国读者会抱怨,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德国的出版物,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德语水平非常低。所以他们希望还有机会听到其他的复杂的语言。他们当然听不懂欧阳江河朗诵的诗歌,但是这无所谓,对这些听众来讲,重要的是直觉感受一下汉语,而欧阳江河很会朗诵。另外,跟他聊天也不无聊,真的是这样。比方说跟欧阳江河谈文学,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在德国介绍的中国当代作家对我来说,对他的读者来说,肯定会有这个“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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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说西方的出版家介绍的文学不一定能代表中国好的文学,如果有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持异议者、反对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情况,如果有什么异国情调的话,那出版社肯定会出版这些书。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一点道理,但总的来说太武断。“dissident”一词的中文很难翻译,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没有想出有什么合适的词。你们知道我是不少中国作家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一些内部情况。比方说某一位作家,他在德国算dissident,但是他同意中国的出版社做很多删节后出版他的书,他同意,是因为他要出版他写的东西。另外,他每年来中国玩,但在国外老是批评中国,所以他能得到两方面的好处。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这个李木兰女士好像不知道dissident这个概念很有问题。真的会有一个真正的dissident吗?我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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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可以多思考思考。她说,因为出版社注意到中国作家批评中国大陆当下的情况,才出版他们的书。出版社和读者好像不是想看一部文学作品,而是审阅有关中国的社会学资料。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也应当进行自我批评。你们大概知道,在2006年所谓的“垃圾事件”中我所批评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全是小说,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过类似的批评呢?因为我自2000年开始才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从16岁开始写作,但是一直没有发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批文人劝我发表放在抽屉里面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文体和文学的标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中国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但是在2000年以前,我也跟其他的汉学家一样,除了诗歌以外,希望通过小说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这是一个德国汉学界原来普遍存在的毛病,现在我希望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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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当中,李木兰根本没有介绍所谓的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的概念。她说,我们的选择,我们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跟19世纪西方的文学家、画家一模一样。但是她不给我们介绍什么例子,因此我对此也很难跟她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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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怀疑,李木兰是否知道歌德或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接受,我不认为歌德或布莱希特也搞过什么异国情调、东方主义。相反,他们真的想了解中国,虽然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但这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然而他们对《道德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能说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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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6年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观点以后,媒体为了“反击”我,他们不只采访了中国作家、学者,也采访了英国的出版家。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家批判我说,顾彬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英国还有殖民地,但是德国100多年来没有什么殖民地。无论我去什么地方,我都表示过对德国的那段历史感到很后悔,或是表示过我的批判。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李木兰这么说,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是“帝国主义的扩张”(imperialist expansion)。从字面上我们可以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她的意思跟萨义德一样,是说我们西方人现在已经没办法用我们的武器占领中国了,所以只能用我们的思想、方法、学术、科学等等,占领你们的灵魂。这个可能是她所指的“扩张”(expansion),目的是扩张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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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汉学家用英语书写的文章和书,应该多进行思考,这当然也包括我的在内。如果我发表翻成中文的,或是用英文写的文章,大家不应该盲目地相信我,应该多加思考。李木兰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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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s only reproduce what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and indeed have no direct hand in writing the origina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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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只能重复那已经写过的东西,并且确实不能直接书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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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我是完全不认同的。因为翻译是解释,所以我们不是重复,而是再创作。比方说美国最重要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他的翻译根本不是字句之间的翻译,也不是一段段的翻译,而是重新讲,重新写。这样他可以避免把中国作家糟糕的中文翻成糟糕的英文。这样,他用英文发表的中文作家的小说有些要比原来中文写的小说好得多。因为他在用他自己的英文讲,所以他的翻译从英语方面来讲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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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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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Goldblatt(1939—)中文名:葛浩文。中文译名: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美国翻译家,加州人。目前为圣母大学讲座教授。196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长滩分校,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就读,首次接触了萧军(1907—1988)及萧红(1911—1942)的名字,并读了第一本中国小说《八月的乡村》。1971年毕业后,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旅美散文家柳无忌(1907—2002)攻读中国古典文学,譬如元杂剧,以及鲁迅(1881—1936)和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译本也读原文。1974年完成关于萧红的毕业论文,取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工作,在中国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萧红、张洁(1937—)、莫言(1955—)等20多位名家的50多部作品,代表译作有《红高粱》(Red Sorghum,1994)、《狼图腾》(Wolf Totem,2008)等。其翻译严谨而讲究,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曾于2000年获美国国家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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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德国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葛浩文现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由于葛浩文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出版社先看葛浩文翻译什么,然后他们买版权,再物色一个德国汉学家来做翻译。如果德国的出版社对这位汉学家的翻译不满意的话,他们会按照葛浩文的翻译进行修改。有些批评家根本不会考虑到出版社给译者带来的麻烦,一味地批评德文译者,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比方说,他们有一次也批评我在汉学系培养出来的一个译者,他靠翻译为生,他的德文很好。他比葛浩文还早,就把姜戎(1946—)的《狼图腾》整本书翻译成了德文。但是德国出版社看了他的翻译以后,发现有一些法西斯的倾向,不敢出版。如果当时就出版的话,他们会惹麻烦,所以他们看葛浩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部分葛浩文根本就没有翻译,全都删掉了。那出版社怎么办呢?他们按照葛浩文的翻译修改我学生的翻译。如果我的学生不同意的话,他们就不出版。所以批评家只一味批评我们的译者,却不能够考虑到出版社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真的可以吗?出版社现在真的能决定翻译的成功或是不成功吗?大家都明白,挨骂的都是我们这些出力不讨好的译者,而不是什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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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兰还说是我们西方汉学家决定了中国作家在国外是否成功,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说是不准确的,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个西方汉学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好的译者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中国作家,实际上英国、法国作家在国外,如果他们有好的译者,那他们就会取得成功。如果他们的译者不好的话,他们不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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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国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左图)及其翻译的《狼图腾》英文译本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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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在萨义德的影响之下,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在美国非常红的学者,她写了一本书,我非常讨厌她提出的“自我东方主义化”(Self-Orientalism)问题。所以李木兰在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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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elf-Orientalism and Western Orientalism strengthen and require each other.They are opposite sides of the same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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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己进行的东方主义化和西方的东方主义化相辅相成,它们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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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自己进行的“自我东方主义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会先看一看当地的作家怎么说,再看一看美国、德国的市场需要什么中国作家的小说,然后他们会故意地加上所谓异国情调,这样会把他们自己变成所谓的“东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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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所谓的“自我西方主义化”(Self-Westernalization)。有人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或是五四运动以后,其实就不再是中国了。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不得不学习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半是外国人,一半是中国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住在美国的、从大陆来的女学者,她专门写了一本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觉得她在开玩笑。如果这一说法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按照她的逻辑,歌德开始把他自己变成半个中国人了,不是吗?布莱希特更是了,他的文笔都不能说是模仿,而是跟着译成德文的《道德经》走,很明显,他的创作很像是卫礼贤的翻译。我常常说,如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话,我们不可能会创造什么。文化会受到别人,也包括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文化的影响。比方说德国第三帝国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文学,因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不允许我们接受法国、意大利之类的现代文学,但是中国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过现代文学。如果我们现在还会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现代风格的德国文学的话,那这些作品肯定不是在德国写的,属于所谓流亡文学(Exilliteratur)的范畴。“文革”的时候,你们没办法看很多书,因为除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毛泽东(1893—1976)的书以外,基本上找不到其他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我们,我们彼此合作。当然,如果有人告诉我,只有他是对的,我应该向他学习,这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别人和我们是平等的,就可以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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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休息,我再讲20分钟。首先我来概括一下上面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固定的说法,如“西方”“东方”“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这些固有的概念。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还是会使用,但这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们应该知道,各国的汉学都不一样。美国的汉学和德国的汉学不一样,德国的汉学和中国的学术不一样,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比方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知识丰富,读书读得特别快、特别多,我们外国汉学家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碰到什么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我会问中国的学者,比如清华大学的肖鹰(1962—)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锦民(1963—)教授等人。无论我问什么问题,他们都能给出让我比较满意的回答。但是在德国,我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人能回答这么多问题。所以我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的注释中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比如陈思和(1954—)、臧克和(1956—)等学者。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学者的帮助,我根本没办法写这么多的书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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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天的时间会不够,但我还是想先开个头。现在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瑞士哲学家写中国的一本书。因为他专门谈方法论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遇到“中国”这一名词时会如何反应?这位哲学家叫艾尔玛·霍伦斯坦(Elmar Holenstein,1937—),德文名字是Elmar Holenstein,这个名字在德语中并不多见。霍伦斯坦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但他在德语国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并非完全另类》(China ist nicht ganz anders)19的书。霍伦斯坦生于1937年,后来当上了苏黎世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也在香港地区及日本上过课,而现在生活在日本,所以他肯定对日本非常熟悉。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错的,尽管不一定是全面的,但他会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我们思考他提出来的问题的话,会帮助我们提高对“他者”的了解,英文说the other。这个说法是从萨义德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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