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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三 巴伐利亚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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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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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讲的是巴伐利亚23和中国文化方面的交流。这几天我同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见过面。这位教授告诉我,好像是上个星期在《南方都市报》上有一篇文章批评我。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位教授给我转述了文章的大致内容。作者认为,我要求中国作家学外语是在开玩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说:“那德国作家学习汉语吗?”这一问题的提法是有意思的,并且和德国、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为什么没有问“德国作家学外语吗”?因为他知道,欧洲作家,特别是德国作家,他们的外语水平一般来讲是很高的,英语和法语基本上没有问题,可能有人还会第三种、第四种语言。他自己觉得德国作家肯定不会学汉语,所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希望他是对的,我是错的。但问题是,这样一篇文章的作者真的知道多少德国作家的情况呢?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比方说,文豪歌德就曾学过一些汉字;20世纪初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格奥尔格·海姆(Georg Heym,1887—1912),他专门在当时位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现在在波恩——上过中文课;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国诗人之一君特·艾希(Günter Eich,1907—1972),学过汉学,翻译过不少唐朝的诗歌,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另外,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小说家陶思腾·贝柯(Thorsten Becker,1958—),他写过中国,也学过中文。那么我呢,我好像没有正式学过什么现代汉语,但在学了古代汉语以后,我的德语语法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经常借用古代汉语的语法来创作德文诗歌。我们更不用说什么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d,1885—1972),他的诗歌里充满了汉字。此外当代也有一位美国重要作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1949—),他是中国著名诗人北岛的译者,他也学过一年的中文。他有一段时间模仿汉赋,来写具有汉赋风格的美国诗。当然,除了美国和德国的作家外,我还能举出其他国家学过中文的作家的例子来。这些人虽然不代表什么多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外国作家、诗人是学过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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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表现主义诗人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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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家、导演贝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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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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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er Eich(1907—1972)中文译名:君特·艾希。德国诗人、广播剧作家、中文翻译家。1907年生于德国勃兰登堡州莱布斯市。早年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习经济学及汉学,后退学。192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933年—1940年为其高产时期,创作了大量广播剧剧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一系列反思战争年代的诗集,广受关注。代表作有战后诗歌《清单》(“Inventur”,1947)、《厕所》(“Latrine”,1946),广播剧《梦》(Träume,1951)及散文集《鼹鼠》(Maulwürfe,1968)。1959年获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Georg-Büchner-Preis),1968年获席勒纪念奖(Schiller-Gedächtnisp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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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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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Poud(1885—1972)中文译名:艾兹拉·庞德。美国现代派著名诗人、批判家和翻译家。1885年生于美国爱达荷州海莱市。21岁时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庞德还是一个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的翻译家,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歌,把中国诗歌传统带入西方现代派文化中,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他在长诗《诗章》(Cantos,1916—1968)中阐述孔子学说,还曾译过《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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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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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ot Weinberger(1949—)中文译名:艾略特·温伯格。美国作家、杂文家、译者。1949年生于纽约。他的创作领域广泛,作品被译为大约三十种语言出版。文学方面的著作有《理论上的作品》(Works on Paper[essays],1986)等。政论文集《这里发生了什么:布什编年史》(What happened here:Bush Chronicles,2005)获国家图书批评家评论奖。他还是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以十九种方式看王维》(19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1987)一书的作者,是诗人北岛的诗集《打开》的英译者,同时是《新方向中国古典诗歌集萃》(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2003)一书的编辑,这本书也被《时代》文学附刊选为“年度国际图书”。此外,他因为对西班牙语文学的翻译和倡导获得了PEN翻译奖,2000年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墨西哥政府授予的阿兹台克之鹰勋章的美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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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我告诉过你们,随便套用“西方”这个概念来谈中国和德国,或是欧洲文化上的交流,会很有问题。我们应该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英国,什么是美国,什么是日本,等等,否则我们会歪曲历史。我想给你们举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例子。那是1974年的事情,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在那一年得到通知,可以来华学一年的汉语。由于历史的原因,那个时候还有两个德国,一个是西德,另一个是东德,我住在西德。东德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很早就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西德直到1972年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从那时起,中国学生可以去西德学习德语,西德的学生可以来华学习汉语。1974年10月份我得到消息,我可以来北京。那时我们要来北京的学生都到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的中国驻德大使馆去接受训话。当时使馆一个“大人物”,我不太清楚是大使还是参赞,总之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圆明园。他说,你们西方人毁坏了北京最美丽的宫殿。因为我们在“二战”之后受到了美国式的再教育,所以“大人物”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内在的、深刻的内疚。当时我不认为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西方人”,而是我,毁坏了圆明园。1975年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圆明园公园里读书,因为那里没有什么人。如果你们现在去圆明园的话,会发现那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勿忘国耻”。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圆明园被烧不久的遗址明信片的话,你们会发现,这个已经受到破坏的宫殿群那时留下的遗物要多一些。但奇怪的是什么呢?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破坏后,本来还留下不少,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今天看到“勿忘国耻”之后,给我们的感觉是,今天的一幕完全是英法联军破坏的结果。但实际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那为什么今天的圆明园不是英法联军烧完的样子呢?那是因为从20世纪起,中国人自己继续破坏圆明园,他们用圆明园的石头盖房子,将能搬动的圆明园遗物搬回家等等。比方说,直到1975年在圆明园遗址附近还到处都有农民,他们在那里盖自己的房子,所用的石头都是圆明园的。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想替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翻案或辩护的意思,我特别痛恨这样的帝国主义行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造成今天圆明园现状的原因之一,这个历史事实今天好像谁都不敢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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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圆明园大水法遗址(上图)以及游客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写下“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留言(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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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这本书24希望能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大家看到了,这本书非常厚重,它所介绍的是中国和巴伐利亚州400年间文化上的交流史。你们都知道,巴伐利亚,英文说Bavaria,德语说Bayern,是现在德国南方的一个州,但是和中国的省比较起来,实际上很小。这个州尽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不大,但从德国的情况来看,还是不算小的。巴伐利亚是德国南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州,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经济非常发达,是德国最富有的一个州。可能有的同学马上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一个这么小的州怎么可能在当时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文化上发生联系呢?如果你们了解大航海以来的欧洲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在16世纪,葡萄牙开始航海活动的时候,人口非常少,只有5万人,是一个小国家。16世纪的荷兰比葡萄牙更小,但是他们的航海活动非常成功。荷兰的人口很少,到现在人口也不过1 600万。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和人口的大国。那为什么这些这么小的国家能威胁到16世纪的中国呢?为什么个别人可以威胁到这么多人呢?好像一个民族人口的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切,一个国家大不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人有精神,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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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中国:中国与巴伐利亚400年》德文版书影(左图)及书中早期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彩图(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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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专门谈这段历史的时候,刚刚想起来,我还是应该把上次没有讲完的部分讲完。上次谈到瑞士哲学家霍伦斯坦专门研究我们怎么能够了解、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比如说中国。霍伦斯坦在德语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但他的理论我们不一定都能接受,我自己也觉得他说的话不一定都有道理,但其中确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思考。比方说,在我还没有看他的书以前,我认为,一个文化、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homogenous,英文是这么说的,德语是homogen,字典上翻译为“同质的”。我原来认为,文化、民族都是同质的,都是好的。而霍伦斯坦却根本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如果文化是同质的话,那它完全没有什么前途,没办法发展下去。由于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有一种固定的历史观点,让我们把时间、年代分得很清楚。他这么说是有他的道理的。比方说,我还记得,我在写关于杜牧的博士论文时,我和汉学家、历史学家一样,把唐朝分为全盛时期、中兴时期、衰亡时期三个时代。霍伦斯坦说得很有意思,他认为,如果我们这么看历史的话,就没办法发现,虽然某一个时代在政治上会衰亡,但在文化方面不一定也会衰亡,这样的问题。他这么说很有道理,因为晚唐确实还有很多不错的诗人。从文化角度来看,晚唐并没有衰亡。所以如果用霍伦斯坦的观点来思考唐代的话,当时也不是一个同质的社会(homogenous society)。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同质的文化是理想的,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有这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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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伦斯坦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到语言的问题。我们在德国和你们一样,也会谈到德文的纯洁性问题。他说,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德文。因为如果德语没有受到拉丁语、法语和英语的影响的话,就没办法表达深刻的思想。他说得很对!德语的基础是拉丁语,包括拉丁语的语法、词汇,古罗马的哲学、法律等等。中文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从《人民日报》来看中文的话,这也是一种外语化的语言。《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所使用的语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文语法,而是英文的语法、法文的语法、德文的语法等等的混合体。上节课提到,霍伦斯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多层的、错综复杂的。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如果德国人谈到人权的问题,经常会从《圣经》(Bible)说起。霍伦斯坦说,你看,《新约》里收录了很多的书信,非常重要的耶稣使徒保罗(Paulus,3—67)的书信,他认为女人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说话,他不给她们发言权。保罗说过,女人在公开的场合应该沉默。霍伦斯坦这么说,德国或是欧洲的文化基础不光是古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还有中国。他说得没错,因为最晚从启蒙时代开始,欧洲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很可惜的是,人家不一定都知道。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必须要掌握很多种语言。比如说,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和巴伐利亚400多年来文化上的交流,你应该学好多种语言,也包括拉丁语在内。巴伐利亚当时的公爵经常给明朝的皇帝写信。他们用什么语言,用汉语吗?不会!用德语吗?不会!他们用拉丁语。所以,如果你们想了解当时巴伐利亚公爵给中国皇帝写了什么信的话,首先应该学会拉丁文。从16世纪初开始,有不少耶稣会会士来华,他们来自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国。他们当时不光用拉丁语,也会用自己的母语来写报道、日记或书信。你们可以想一想,16世纪的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今天的根本不一样,完全是两种语言。所以,必须先学好这些语言,才能看懂这些耶稣会士都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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