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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让莱布尼茨开始研究中国，同样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也可以这么说，欧洲在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一直徘徊在两个问题上，它们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神学，同时还包括学术和科学在内，因为按照耶稣会传教士所说，中国的历史比《圣经》所讲的历史还要悠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的历史真的比《圣经》记载的历史还要长，这说明也许《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历史；或者只能说中国的历史记载有问题，即中国记录的历史是假的，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所以西方人需要历史学家说明中国的历史，司马迁（前145或135—约前87）所记载的中国的历史，《诗经》《春秋》之类的著作到底是真的还是托伪的，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比《圣经》更长的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圣经》呢？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启示。如果是启示的话，历史可以暂且不论。如果不只是启示，还包括历史的话，那历史学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第三个问题涉及如果《圣经》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圣经》里的历史和《圣经》外的历史分开吗？如果分开，人类会进步吗？莱布尼茨反对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学说。笛卡儿是当时一个跟莱布尼茨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哲学家。从他起，开始有哲学家想把哲学和神学分开，把神学和历史分开。换句话来讲，莱布尼茨是欧洲最后一个依然愿意将哲学、神学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莱布尼茨去世后，神学、哲学和历史学渐行渐远。从今天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从那个时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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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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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中文译名：勒内·笛卡儿。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1596年出生在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拉海（现名笛卡儿）。早年进入位于拉弗莱什的耶稣会的皇家大亨利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学，还包括伽利略的作品。1616年12月毕业后，他遵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的愿望，进入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学士学位和文凭。1618年在荷兰当兵期间对数学产生兴趣。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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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写的信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提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什么都包括在内，甚至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内容，他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像我这样的汉学家依然看不懂，因为其中的好多词是从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那里借用来的。他的书信里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拉丁文的字“clavis”，是“钥匙”的意思。当时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普鲁士王国的汉学家的安德列斯·米勒（Andreas Müller，约1630—1694），但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位所谓的前汉学家，不一定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他有一本拉丁文的书Clavis Sinensis，这本书的名字叫《中文之匙》，米勒宣布他已经找到了打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的一把钥匙。他计划要出版这本书，并且做了预告。大家知道，当时普鲁士的首都在柏林，那里的王室图书馆藏有中国的书吗？有，并且有很多，因为当时的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都很重视中国文化，他们从各种渠道，特别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购进了很多中国的典籍。因此，作为曾经掌管王室图书馆的馆员，米勒的这本书想通过某一种方式打开中国文化的大门，获得关于中国最重要的知识，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但这本让莱布尼茨望眼欲穿的书，最终被米勒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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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认识中国历史以后，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很大的转折，其原因在于，按照《圣经》的记载，世界是公元前几千年创造的，另外当时还发生了大洪水，但这个全球性的大洪水事件好像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怎么可能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时因为人类有罪，所以上帝故意想灭亡人类，只留下了几个人，其中之一是诺亚（Noah）。依据《圣经》的传统，人类——所有的人都是诺亚的后代，所以不仅我们是，中国人也应该是他的后代。但是如果中国人所记载的历史是对的话，在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大洪水，如果真的有夏、商、周的话，那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没有被分成大洪水前后两个阶段。有人称莱布尼茨为Sinophile（亲华派）。这个词是古希腊文的复合词，Sino是“中国”的意思，而phile表示“爱”。由于莱布尼茨有信仰，所以他觉得无论中国历史怎样记载，它跟《圣经》都不会有矛盾。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跟早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一个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利玛窦认为耶稣不光是为我们西方人而死的，他是为所有人而死的，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在内，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经典著作如《书经》《诗经》《论语》中都可以发现上帝的启示。所以中国历史不一定跟《圣经》有什么矛盾之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不应该只跟中国进行商品交换，还应该从他们那里得到他们的知识。如果能得到中国文化知识的话，欧洲人会进步得更快。当然莱布尼茨也希望中国有一天会接受基督教。他与利玛窦一样，希望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欧洲人接受中国的哲学、历史学，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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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和利玛窦都认为中国有所谓的“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也就是说人不一定只有听到神父的布道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生活。他心里可能已经意识到他应该爱父母，应该帮助别人，应该尊敬神明。德国有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卫礼贤，他到中国后没有帮助中国人洗礼，相反，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从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最后他认为，只有把基督教与儒学联合起来，人类才会有希望。卫礼贤显然也受到19世纪德国神学家的影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教牧师，和利玛窦一样，认为中国人不需要欧洲的基督教，因为他们按照儒学生活的话，完全能够达到基督教主张的道德水准，这也是卫礼贤基本上把《论语》和《孟子》翻译成一种有基督教味道的德语译本的原因。这说明什么呢？从利玛窦、莱布尼茨到卫礼贤，在欧洲一直有人觉得我们能够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找到《圣经》的痕迹，究竟他们这么想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不予以讨论，但目前研究利玛窦和卫礼贤的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二者间的关联。我认为，卫礼贤似乎和莱布尼茨一样，受到了利玛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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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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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中文名：卫礼贤，或作尉礼贤，一名卫希圣，字礼贤。中文译名：理查德·威廉。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德国著名汉学家。1873年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899年来到刚成为德国租借地不久的中国青岛传教。卫礼贤来华后对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对宗教事务本身。他于1900年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后在同善会支持和资助下于1901年春天建立“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编写了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他对于道教与儒教有很深的兴趣，因此结识劳乃宣（1843—1921），在后者那里学习《易经》及一些全真教典籍，并与其合作翻译《易经》《论语》《庄子》等经典。除了译介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古典作品，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外，卫礼贤还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卫礼贤全家返回德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研究所，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如1927年创刊的《汉学》（Sinica）等，发表了一系列汉学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1925）等。1930年病逝。其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亦是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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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莱布尼茨觉得中国也有一种所谓“永恒的哲学”（拉丁文：philosophia perennis）。因为欧洲人老受到中国人的批评，所以在德国也会有人专门写书谈论永恒的哲学，以此说明：任何文明、任何国家都有哲学。你们大概知道，有人说中国没有什么哲学，持这种看法的也包括中国人在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刘小枫（1956—）教授就曾说中国没有哲学。而在德国，人们会说，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哲学。这个哲学概念当然也包括对神学的了解，这是第一；第二，莱布尼茨说中国也有自然的哲学和永恒的哲学；第三，他说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来源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具有相同的性格。他的这一观点和利玛窦的主张相同。莱布尼茨还主张对欧洲以外的民族文化表示宽容，因为上帝对任何地方、任何哲学、任何宗教，都给予过启示。莱布尼茨继承了中世纪（12、1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了一些基督教的成分。所以当时真的有神父说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是耶稣的先行者。他们这么说的原因非常简单，《新约》，特别是使徒保罗的书信都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如果谁没有学过古希腊哲学的话，那他基本上看不懂保罗的书信在说什么。保罗用古希腊哲学来记事，记录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认识。《新约》中十余封的《保罗书信》，构成了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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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莱布尼茨的书信，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对传教士的了解是完全不够的。过去我和你们一样，也认为来中国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语言能力和素养相差无几。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总共有几百个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深。大部分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跟耶稣会士根本不一样。所以他们要批评耶稣会士，认为他们代表的基督教是儒学性质的基督教，或说基督教性质的儒学。大部分传教士根本不想要这样的宗教。所以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传教士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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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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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前469—前399）中文译名：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和其学生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并称为希腊三哲人。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前385）的剧作中。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他曾获得逃亡雅典的机会，但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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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提到当时发生在欧洲的思想的危机，这个危机跟笛卡儿有密切的关联。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容我稍后向你们介绍。莱布尼茨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他说不仅中国需要我们的科学，我们也需要中国人来欧洲进行传教工作，我们需要中国派来的传教士。欧洲应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什么呢，他们应该从中国人那里学一种自然宗教，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应该敬畏谁，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神，我敬畏他；此外，我知道我应该对父母尽孝道，等等。利玛窦认为，在《诗经》《书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中能够查到的“天主”“上帝”这些词都代表基督教的上帝，但是后来的中国人却都忘记了。利玛窦这么说的基础是什么呢？他的基础就在保罗那里。因为保罗在一封书信里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行善，这说明他心里会有上帝给他带来的福音。33利玛窦和莱布尼茨都很有远见，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思想既开放又进步。我们今天知道的道理，他们在近400年前就认识到了：儒学和基督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但当时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都觉得儒学是一种迷信，是一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当时要求，中国人如果改变他们的信仰的话，应该远离儒学和文庙。这也是当时天主教在中国不能够成功传教的原因之一。阻碍基督教传教工作的并不是中国人，说实在的，康熙皇帝本人对传教士非常宽容，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但是天主教教会内部的一部分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在当时的福建有一个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严嘉乐（颜珰、阎当，Charles Maigrot，1652—1730），1693年他提出，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应该再进行文庙崇拜和祭祖，不应该读《易经》，他们应该舍弃中国的礼俗。如此，他不仅伤害了中国人，还阻碍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严嘉乐于1680年随同被教皇任命的福建代牧区宗座代牧陆方济（François Pallu，1626—1684）入华，任他的副手。1684年陆方济去世，临终前指定严嘉乐负责教区的事务。1687年，教皇正式任命严嘉乐为福建宗座代牧。1693年，严嘉乐在福州长乐发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并于次年派人至罗马上呈该令。我从严嘉乐身上发现耶稣会士和他这种人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本人基本上不会中文，一直需要一个译者，才能够两次觐见康熙帝。康熙发现这个人不会中文，看不懂汉字，另外对中国文化不宽容，就勒令他回国。你们都知道，1715年左右，罗马教皇公布了一项法令，严禁用“天”和“上帝”代替基督教的Gott，只能用“天主”；另外，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停止文庙崇拜和祭祖。莱布尼茨注意到当时发生的这些情况，他开始焦虑，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对欧洲、对中国都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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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鲁迅的著作里会发现一个词“战士”，那“战士”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神学和耶稣会来的。莱布尼茨虽然是新教徒，但是他喜欢与天主教教会的人交流。原因在于，天主教传教士代表一种“有信仰的战士”（法文：militante religieuse），意思是说很有信仰的人应该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这个思想是从天主教来的，然后进入文学等各个领域，也包括法西斯主义。比方说意大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法西斯主义作家，他也要求作家应该为了他的事业献身。鲁迅也持这样的观点，当然鲁迅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也用了类似的概念来说明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了事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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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布尼茨而言，传教士体现了对上帝的爱，代表科学、学术和传教。莱布尼茨想给中国带来一种坚固的哲学，这种坚固的哲学中既应该有虔诚，也应该有真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来反对笛卡儿。他认为笛卡儿的哲学有很危险的地方，例如对宗教的不宽容。欧洲中世纪哲学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思想和内在的东西与现实及外在的东西结合起来。对莱布尼茨来说，这个问题在笛卡儿的哲学作品出版后重新出现了，这是本体和物质之间的张力。笛卡儿说精神和物质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不可能会互相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领圣餐的时候，神父或牧师给基督教徒吃圣饼，喝葡萄酒。同时，他们会代表上帝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吧，喝吧。无论你们过去做过什么坏事，我都会原谅你们的。如果葡萄酒真的能变成耶稣的血的话，那么圣饼这一物质怎么能变成另外一种物质，即身体呢？但是身体同时也有精神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和谐的哲学主张。他的哲学主张一种坚固的和谐，这个意思是说，从创世以来，精神和物质之间已经有一种和谐，所以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不是矛盾的。有趣的是，莱布尼茨会在揭示哲学时提到汉字，这是很难理解的。他指出，精神会作为身体的镜子，但是如果我们要记忆世界的话，我们需要一种回忆，而回忆需要符号（signs）。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全面的符号学。莱布尼茨认为最合适的符号体系是汉字。为什么他这样看呢？因为无论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越南人，虽然他们的语言发音会不一样，但是他们都看得懂汉字。从这一点，我想到了外语学习非常重要。因为莱布尼茨书信里有好多字我看不懂，既不是中文，也不是拉丁文，好像还有藏语、蒙古语或是满语，甚至荷兰语。我昨天看的时候吃了一惊，所以要研究他的话，还要学会好多种我到目前尚未掌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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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哲学的基础是数学，他说《易经》和他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懂，因为说实话我并不懂《易经》。虽然《易经》有德文的翻译，也有很好的德文解释，但是我还没有专门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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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有一次去希腊的首都雅典传教，发现那里有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建立的神坛，就告诉他们这个神坛就是为耶稣而建立的。34不知道为什么，利玛窦和莱布尼茨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在中国的一些组织就代表基督教的上帝。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完全同意莱布尼茨，他说中国人崇拜先祖，与天主教徒在欧洲崇拜圣人是相同的。天主教有自己的圣人，英文说Saints，德语说Heiliger，不是说孔子作为圣人的意思，而是说有一个人在世时做了好多善事，死后由教皇封为圣人，封圣后他能够帮助教徒，所以教徒遇到困难，可以向圣人求助。新教教徒虽然也信仰圣人，但一般来说不会请他们帮忙。我觉得莱布尼茨把中国人对先祖的崇拜等同于基督徒对圣人的崇拜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人们对耶稣会传教士应该多一些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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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的哲学跟我们今天提出的观点颇有些渊源。波恩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欧洲最好的汉学家之一的陶德文（Rolf Trauzettel，1930—）教授总是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在中国没有得到祭拜？这就是利玛窦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想拯救全人类的话，为什么不包括中国人在内呢？为什么他们要等好几千年，才能够听到《圣经》的福音？如果我们从莱布尼茨和利玛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中国古典的哲学与历史著作中都有《圣经》的痕迹。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回答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卫礼贤的观点来看，不一定有问题，因为卫礼贤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儒学生活，总在行善，那么他同一个好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模一样。我也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论语》里有不少跟《新约》类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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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起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比《圣经》的历史可能长一些呢？从1658年开始。因为这一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用拉丁文发表了重要的著作《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35。卫匡国采用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计算出早在大洪水之前的公元前2952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伏羲大帝的统治。这本书出版后，有学者认为，它在欧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震动。如果中国历史记载是正确的话，亚当（Adam）以前已经有人存在，那么《圣经》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人应该看原文而不应该看翻译呢？德文“Sintflut”译成“大洪水”是有问题的。“Flut”是“洪水”的意思，“Sint”和英文“sin”一样，是“罪”的意思。发生大洪水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大洪水有宗教和原罪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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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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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莱布尼茨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好多的人给他来信求教。他把自己看作中国或中国问题咨询处，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去找他，他能够予以解答。莱布尼茨似乎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技术和手工业，他觉得当时中国的技术比西方的发达，另外他还希望通过中国技术，改善欧洲人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耶稣会有关中国的报告不一定能够全部出版，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合时宜，所以在梵蒂冈的耶稣会档案馆里还有不少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和著作。有学者曾告诉我，当时有不少传教士喜欢每天记录在中国的见闻，这些今天在档案馆中依然可以查到。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些见闻的话，就能多了解当时的历史。另外，从今天来看，传教士所记录的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进步的。你们可能会想到，最晚从1880年代兴起的批判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家都是从男性、从国家和皇帝的角度来看历史，根本不是从女性和百姓的视角来看。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现在很多法国历史学家都开始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来看历史了。实际上，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好像早已经这样做了，只是如果要看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资料的话，我们应该掌握好多种欧洲乃至亚洲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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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