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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位日耳曼文学专业的杨武能(1938—)教授于1991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歌德与中国》46(2000年的德文版:Goethe in China47)。杨教授也是歌德作品的译者,他翻译了不少作品。他原来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也是冯至(1905—1993)的学生。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听到歌德这个名字的呢?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2日)出使德国的李凤苞(1834—1887)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歌德:“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生于乾隆十四年。十五岁入来伯吸士书院,未能卒业,往士他拉白希习律,兼习化学、骨骼学。越三年,考充律师,著《完舍》书。二十三岁,萨孙外末公聘之掌政府,编纂昔勒诗以为传奇,又自撰诗词,并传于世。二十七岁,游罗马、昔西里,而学益粹。乾隆五十七年,与于湘滨之战,旋相外末公,功业颇著,俄王赠以爱力山得宝星,法王赠以大十字宝星,卒于道光十二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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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杨武能著《歌德与中国》的中文版(左图)及《歌德与中国》德文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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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人是辜鸿铭(1857—1928),辜鸿铭不只提到了歌德,也用歌德的思想来说明他自己的世界观。据杨教授说,辜鸿铭的德文是很流利的,但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辜鸿铭肯定会德语,我估计他1915年在德国出版的用德文写的书是他自己写的,但是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辜鸿铭是真正的新时代的反对者,他的思想很反动,但并非没有意思。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喜欢思考他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跟别人说: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能引起你的思考那么就成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讨厌的人也常常能引发我们的思考。辜鸿铭去过魏玛,歌德的故居现在还在那里。辜鸿铭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的母题是从《浮士德》(Faust,1808—1832)来的,这本书的名字是《中国人的精神》49,而其中用的母题是什么呢?德文说:“Wer 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 den können wir erlösen.”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总在追求的话,我们可以拯救他。辜鸿铭是用《易经》中的一个说法“自强不息”来翻译这句德文的。这个跟原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杨教授说这个说法后来非常流行。辜鸿铭还总提到歌德在《浮士德》里写的两行诗,有两个可爱的“权力”,德文说Gewalt,即法律(或法制)和礼貌。歌德这里用的德文词我们现在一般不用,估计他是受到了中国礼俗的影响。有一个保加利亚德国少数民族的作家、评论家和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他是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德语写作,后来居住在伦敦。他是哪一个国籍不清楚,因为德语国家到了“二战”以前的情况太复杂,基本上搞不清楚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我们只说德语作家。卡内蒂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50,在书里他专门谈群众。群众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能够动员群众的话,那么你能够获得很多权力,比方说希特勒,因为他善于动员群众,所以他能够上台。但卡内蒂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定的。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他敢说群众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他跟毛泽东不一样。《浮士德》中说:大人物失败以后,由谁保护群众呢?至此,我们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有群众要损害群众,谁来保护群众呢?因为群众会成为群众的暴君。卡内蒂所说的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从德国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这样。我是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镇策勒(Celle)出生的,“二战”结束前几天到处都有外国的军队,策勒还有一批犹太人。当时那里的群众虽然知道战争过去了,但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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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1922年第2版,左图)及中文版(2012年译林出版社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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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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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s Canetti(1905—1994)中文译名:埃利亚斯·卡内蒂。是保加利亚出生的瑟法底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以德语写作。早年获维也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不过其间他发觉自己更热衷于艺术、文学和哲学,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30年代以创作关于人类狂热行为的小说为主。“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移民伦敦并定居当地。在英国,卡内蒂停止了文学创作,着手写论文集《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1960)。这也是其最著名的作品。卡内蒂晚年居于苏黎世。1981年因为“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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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辜鸿铭来说,歌德是近代的孔子。杨教授的《歌德在中国》这本书,其中有好多细节都是我原来所不知道的。他说在中国歌德最有影响的作品有三部:即《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和一首诗《迷娘曲》。中国作家田汉(1898—1968)按照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描写,写了一部独幕话剧《放下你的鞭子》(1931),这部话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有影响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被改编为街头剧。这部戏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伟大的作品,但从其作用来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迷娘曲》(Mignon)是歌德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迷娘歌唱的一首歌曲。第一个把《迷娘曲》翻译成中文的是一个语言学家马君武(1881—1940)。51但到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才真正开始翻译介绍歌德的作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三个人,即郭沫若(1892—1978)、宗白华(1897—1986)和田汉,他们发表了他们的书信集,取名为《三叶集》52(1920),他们互相写信的内容多次论及歌德。对他们来说,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什么对他们来说《维特》这么重要呢?五四运动前后,所谓的追求自由爱情的男人都无法摆脱父母之命,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些婚外的关系,也包括鲁迅、郭沫若在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怪罪他们。这些人只能够通过歌德的作品思考他们身上的问题。真正的人应该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应该允许别人强加给他们“幸福”。我觉得在现今的中国,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不一定所有的男女都能自由地去找自己喜欢的人。比如茅盾(1896—1981)的小说《子夜》(1933)——很多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但我觉得很多地方写得特别好——里面的女人每一次只要跟男人谈论爱情的事情,肯定要涉及《维特》。有一个女性提出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作为女人我们会跟这个人结婚,但是我们会爱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仅是一个欧洲18世纪的或中国当代的问题吗?这同样也是一个欧洲20世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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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徐悲鸿(1895—1953)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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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时起开始用“歌德”这两个字来翻译“Goethe”的呢?这个名字是由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翻译的。杨武能很喜欢谈党和歌德的关系,开始研究《浮士德》的人都是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干部,共产主义和《浮士德》的关系是什么呢?《浮士德》主张一种很难翻译成中文的道德,即Tatgeist,可勉强译作“行动精神”。浮士德想立功,所以杨教授说的可能是对的:从中国革命到《浮士德》的路并不远。郭沫若第一个将《维特》全部翻成中文,虽然他的中文有些过时,但翻译得却很好。郭沫若发表了《维特》译本之后,在中国也产生了维特热,不少年轻人学习维特,如果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他们会自杀。《浮士德》中的一些说法我们现在还在用,但并不自知是从中而来,例如我最喜欢的一个说法的大意是:自由,如果你真想要的话,要每天去争取它。德国“一战”后不要自由、民主,而要求有皇帝,得到了一个暴君,于是来了一个希特勒。“二战”后,德国人要学习民主、自由,实际上一直到了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要求民主和自由。《浮士德》的很多说法也给中国人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电影明星陈冲(Joan Chen,1961—)说她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才能成功,意思是:我要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出名不出名都无所谓。有一个研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学者把南京大屠杀和歌德在魏玛的情况联系起来。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呢?他认为这是中国军队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害怕日本军队,所以发生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军队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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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除了他的自传53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好作品。他本人有些见风使舵,总受国内对歌德态度的变化而左右摇摆,但没有歌德的话,郭沫若不会走上文学之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认为歌德已经过时了,因为歌德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恋爱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到了“文革”更是禁言爱情,而维特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自杀,这说明他不想牺牲他的理想。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还会批判歌德代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歌德其实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我们现在重新读到的歌德的一些作品,在他生前是不允许发表的。所以在《浮士德》第二部写完以后他便将其束之高阁,要求死后才能发表。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普罗米修斯》也是这样的命运,这首诗的主人公完全否定上帝,他说他可以自己创造人,而他幻想他创造的人应该跟他一样有七情六欲。可以说欧洲20世纪所有的问题就是从这首诗来的,因为从德国哲学来看,如果我们没有对象的话,我们没办法了解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感受到任何幸福,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人需要限制,否则无论如何你将永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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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一个我很喜欢的中国现代诗人冯至。冯至在歌德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影响下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写得很精彩。冯至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在当时的民主德国,还是在西德他都获得过奖项,并且与德国当时的总理见过面。你们可以想象出中国总理和德国作家见面,并颁发什么奖的场景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所有中国重要的作家基本上都到过德语国家,每一年都会来很多人,而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没有几个来中国?在中国更不会每年都开很多的朗诵会,但在德国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朗诵会。德国的总理听到冯至研究歌德成绩卓著而接见他,并给他颁了歌德奖。我在想,有一天中国会发给我孔子奖吗?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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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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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中文译名:莱纳·玛利亚·里尔克。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之一。1875年出生于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里尔克反对印象主义的主张,即诗歌要写直接印象。他希望通过诗歌传达人的主观世界,表现一个内在的“我”,因此其早期作品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浓重,如《祈祷书》(Das Stundenbuch,1905)。后来在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影响下,诗风转向于具体、明确和形象,如脍炙人口的诗《豹》(Der Panther)。晚年的里尔克思想保守,主张人与环境的矛盾只能用人与环境的妥协来解决,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杜伊诺哀歌》(Die Duineser Elegien,1923)又时趋向于神秘主义。里尔克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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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六 郭实腊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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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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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三下课以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见面,提了好多的问题。这位同学总愿意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怎么翻译中国作品,这让我觉得奇怪,澳大利亚能够代表德国吗?对他来说,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部分,德国也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可以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今年5月份去澳大利亚开会,从德国出发必须先乘13个小时飞机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飞6个小时才到澳大利亚。这说明澳大利亚与中国比较的话,离德国更远。所以对我们来说,中国近,澳大利亚却不近。另外,这位同学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与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在澳大利亚汉学中,他们比较少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因而认为我们西方人有问题,我们努力不够。但是我说过,在德国,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文学方面,只要有什么优秀的著作,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译本,也可能会有几个译本。比方说《道德经》在德国有一百几十种译本,而《论语》也有不少译本。所以,我想再提醒你们,所谓的统一的“西方”概念,是有问题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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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结合《郭实腊与东亚基督教:处在文化间的传教士》一书54,给你们介绍一位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也想提醒你们,不一定非要从帝国主义来看传教士,我们也不一定非要以为帝国主义和传教士是分不开的。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德国人叫Karl Gützlaff(1803—1851),这个姓在德语中很少见。郭实腊于1803年生于今波兰境内的佩日采(德文:Pyritz,波兰文:Pyrzyce),1851年在香港去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墓还在,在香港坟场(Hong Kong Cemetery),也就是所谓的跑马地坟场。由于埋葬于此坟场的多是基督教信徒及西洋人士,香港人又称这块墓地为“红毛坟场”。郭实腊的中国名字据说是当时厦门一家姓郭的大户给起的,这个家族接受他做他们的儿子。郭实腊如何能够在厦门找到一个姓郭的家族,要求作为他们的儿子而受到抚养呢?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不过这个厦门的郭姓家族真正地帮助了他。当我们看郭实腊的照片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新教的牧师。但是他跟利玛窦不一样,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就穿了中式的服装,这本书里也收录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我却觉得,这一服装很可能有一点中式衣服的样子,但不一定是真正的中式服装:如果我们看他的帽子的话,会觉得太奇怪,上衣也不是中式的,但裤子可以算中国式的。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还是你们觉得19世纪中国人的服饰就是如此?我只是好奇,也许你们会知道得比我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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