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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如你们所知——于1842年签订。这个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其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固定的城市里，比如南京。如果离开固定的地方、深入内地的话，还会有判死刑的危险。因为郭实腊觉得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他觉得中国人跟他并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因此也受到他的外国同行或同事的批评。郭实腊有好多特点，他好像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民族，他不代表当时的普鲁士国——当时还没有德国，德国当时可能分裂成了150个小国。那么，郭实腊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我下面还会专门讲，他发明了很多现代中文的词汇，这些词汇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仍在使用。可以说，传教士帮助中国人丰富了中文词汇。比方说，我们今天用的中文中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就是由传教士创造出来的，原来我们以为来自日语，其实不然。58这是他为什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他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太平天国用他翻成中文的《圣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圣经》。此外，有些中文词，他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比如“基督教”——以往，现在。再有就是，他音译了一些地名、人名等，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Hamburg的中文译名“汉堡”就是郭实腊首次翻译的。我曾提到过，这座非常漂亮的大城市与中国有四百年之久的友谊，因为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除了“汉堡”之外，诸如“以色列”“犹太人”等专名，还有基督教中的名词如“恩典”等，都是他发明的。另外，他使用了一些中文词，但是从内容看，改变了它们原有的含义。比如，《圣经》里有logos，这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说。一般来说，我们把logos翻成英文的word（词）。《新约》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太初有词，然后词变成肉身。59那郭实腊是如何翻译logos呢？他把它翻译成了“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60所以“道”不仅有中国哲学的传统内涵，从此以后也还有了欧洲神学的意思。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是郭实腊弟子的学生，他在香港曾跟随老师一起学习郭实腊翻成中文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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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郭实腊可能是第一个去过朝鲜的德国人，他只去过一次。郭实腊给朝鲜人引进了土豆，在他之前，朝鲜人是不吃土豆的。那他为什么给朝鲜人带去土豆呢？我刚刚说过了，普鲁士是一个非常穷的德国小国，好多德国人离开当时的普鲁士去美国，因为在美国有饭吃。普鲁士国开始种土豆以后，那里的德国人才有饭吃，不再饿肚子了，并慢慢地开始发展。尽管如此，一直到1860年前后，普鲁士国还是非常穷的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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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郭实腊所译《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39）封面（左图）及《约翰福音》1章1节到1章14节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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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在19世纪非常有名，所以有一个岛以他的名字命名，有一艘德国汽船也用了他的名字。由于郭实腊曾经帮助英国商人卖过鸦片，所以大部分人为此批判他，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当时的历史情况弄清楚。当时到中国来的人大都是商人，从1830年开始这些外国人也都是自己来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政府派来的。所以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问题的性质，不一定是中国和英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若干外国商人的问题。当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批商人得到了英国的帮助，应另当别论。到了鸦片战争后，才有了商人和军队的合作，有了个人和某个国家的合作。那为什么英国当时能够在中国卖这么多鸦片呢？卖鸦片的人真的是英国商人，是欧洲商人吗？如果你们看历史文献的话，你们会发现不少卖鸦片的商人根本不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他们是亚洲的犹太人。比方说今天的伊朗，就有那时候的波斯的犹太人。另外经常也有中国的官员，以及一些中国走私者帮忙贩卖。此外，那时候中国大陆有大量的消费者，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供求关系链的话，鸦片也没有办法卖过去。那这些鸦片从哪里来呢？我们都知道大部分来自印度，印度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者让印度人在那边大量种植。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鸦片中也有从土耳其来的。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土耳其还是一个大帝国，还没有衰亡。那为什么那时候土耳其有人会把他们的鸦片带到中国来呢？这个问题我并不能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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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修·哈密尔顿·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1802—1881）的英国人，在1832年，不知道是受雇于英国政府，还是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他被要求想办法侦察中国的海岸。东印度公司是当时在海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一个组织。于是，林赛又雇了郭实腊，而当时郭实腊已经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两个人乘坐“阿美士德伯爵号”（Lord Amherst）轮船在中国的海岸进行侦察活动。威廉·皮特·阿美士德伯爵（William Pitt Amherst，1st Earl Amherst，1773—1857）曾任英国外交官，于1816年带领英国的代表团访华，然而清廷与英国因为在礼节上出现分歧，结果使团未能谒见嘉庆帝。林赛也想借用“阿美士德伯爵号”激励他为英国报仇，因为当时阿美士德伯爵失败了，但是林赛不想失败。东印度公司要求林赛找出中国哪些海岸可以做买卖，他们不太相信在大陆真的就没有机会做买卖。因为郭实腊参加过“阿美士德伯爵号”的秘密使命，所以他也同样受到了批判。此外，他帮助外国商人的行径也受到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外贸易本身是什么坏事，这对促进两国的发展是有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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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今天感到异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会怕几个外国的商人，怕跟东印度公司做买卖？为什么他们会怕这些私人的商行或是公司呢？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并不是什么国立的。“阿美士德伯爵号”轮船从澳门出发，没有携带鸦片。郭实腊侦察海岸之后，向英国人提供了所有的情报。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南京和中国人谈判，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人知道自己可以要求什么。客观地讲，是郭实腊帮助英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各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建立在他偷伺中国沿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郭实腊的话，《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但是，话又说回来，郭实腊为什么要帮英国人的忙？我只能再次说，他希望中国可以开放，使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在中国多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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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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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很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东亚历史的学者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1952—）。奥斯特海默尔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水平很高，他的书在德国也非常成功。20多年前他出版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今天》61。奥斯特海默尔想通过这本书说明中国从16世纪开始就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是如何来证明的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银币。中国用的银币最初来自日本，后来来自菲律宾，然后来自墨西哥。1936年，中国的银币基本来自墨西哥。所以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另外中国的经济危机都与银币有关。那为什么中国不再使用银币呢？因为蒋介石（1887—1975）需要钱，但是如果用银币，没办法多制造一些出来，所以他放弃使用银币，改用纸币，如果政府需要很多纸币的话，可以直接多印刷一些。历史学家如果认真的话，他们会思考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比方说，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鸦片战争，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著作中都会说它是一场战争，而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鸦片战争是调停活动，不是战争。我不敢说他是否正确，但是你们可以思考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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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实腊作为英国人的翻译，同时领导英国特务部门，专门为他们物色中国的帮手。此外，他也会用钱收买中国人帮他的忙。很可惜的是，他还会利用受过他洗礼的中国基督教徒帮他的忙。为什么1842年前后郭实腊要帮助中国人和英国人进行对话和谈判呢？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翻译，所以有一个学者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翻译而只能依赖一个外国翻译，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而只有坏处。我常举例来讲，中国作家不会外语，总靠我们外国人翻译，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常常会有坏处。中国作家通过我们这些汉学家来说话会很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的话没有意思，会故意省略一些句子。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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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今天》德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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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实腊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他看得非常远，他知道鸦片战争代表着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比发现美国还重要。他把鸦片战争说得那么大，有道理吗？恐怕还是很有道理的。你们也应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到现在提到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中国学者还会谈到“国耻”，也会常常提到“不平等条约”之类的东西，从德国汉学来看，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从德国汉学来看，不管是当时的英国、俄国，或是当时的中国，都是大帝国。如果一个帝国失败了的话，那是它自己的事，不能够要求有什么什么平等条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能要求什么，只能接受不平等条约，这样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也不能提什么要求。美国人为我们带来了再教育，我们只能接受。美国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民主。到1870年前后，基本上来中国的外国人都是自己要来的，大都属于私人性质，他们是商人，或是传教士。原来我们都觉得，比如普鲁士，如果商人或教士要求国家帮忙的话，国家会派军队，特别是海军之类的开赴战场。这样的想法其实根本不是事实。在1871年德国建立之前，普鲁士根本不会帮助在国外的商人，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首先他们本身很穷，没有自己的船队，根本没办法跟英国、荷兰甚至中国相比；其次他们害怕英国，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跟诸如英国、荷兰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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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与中国有400年交往的历史，是比较特别的。汉堡是一个州，虽然它其实是一个城市，但是历史较复杂，到现在汉堡还是州级市。它当时不属于普鲁士，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那时的汉堡很富裕，也有很多商人，他们早就有自己的船只，到中国做买卖。但是好像汉堡商人所使用的方式都比较平和，所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汉堡与中国之间的商品交流史基本上是清白的。因为当时中国和普鲁士或英国都没有什么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外交关系，所以有时候在华的商人也能作为大使或是领事。普鲁士在19世纪50年代发现，如果能和中国做买卖，国家就能富起来。所以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也开始派船和中国做买卖。他们也能和中国签订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当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普鲁士是什么样的国家，当然也不知道奥地利是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他们看到普鲁士的国旗上有老鹰，就称呼这个国家为“老鹰国”，而奥地利的国旗上有两个头的老鹰，所以称奥地利是“双头鹰国”。那最终中国是怎样了解到普鲁士的呢？实际上是通过郭实腊。郭实腊不仅用西文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同时将很多介绍西方国家、政体等知识的书籍翻译成了中文。所以之后（具体什么时候不清楚），中国也知道了所谓的“普鲁士国”。实际上，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所有的传教活动都是私人性质的，不是国立的，所以很难将商人和某个国家或将传教士和某个国家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点要澄清的是，当时所谓西方的代表，这些人并不是统一的。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少传教士是孤立的。有一个学者认为，传教士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郭实腊可能是唯一一个帮助英国或是商人侵入中国的传教士。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德国汉学史的历史分期等观点，跟我不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汉学史远远不止100年，而是有三四百年之久。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是所谓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62。如果我们将汉学追溯到普鲁士时期的话，我们会知道有一位德国东方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C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在1830—1831年间，乘船到广州购买了12000卷珍贵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文献，约有6000册之多。当时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大约5000多册中文图书，而英国的马礼逊图书馆按照中国的分类法来讲，也仅仅有12 000卷，实际上也比诺依曼所购的数量少了大约六分之一。631832年，诺依曼将他的中文图书中的2 410部卖给了柏林图书馆，因为当时的文化部为他的旅行支付了相当的费用；剩下的3500卷由巴伐利亚图书馆接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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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和之前的选帝侯都已经关注到了中国，他们知道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富有、发达的国家，所以他们要向中国学习。1871年，普鲁士国统一德国以后，德国才开始慢慢变得强大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无论一个民族有多少人，无论一个国家土地多大面积，如果那里的人没有知识，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希望，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这个诺依曼能算作汉学家的话，那么郭实腊也是汉学家吗？这样的问题，可以供我们来思考一下。郭实腊的《中国历史》一书在1836年首次用英文出版，尽管当年就出版了一个德译本65，但真正有影响的是1847年诺依曼刊定的德译版本66。这两个版本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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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大量购入中国图书的诺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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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常写书评，书评并不很好写。不过在20年之前，波恩大学的一个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教授告诉我，他写过285篇书评，我吃了一惊。后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所以我开始每年发表好多种书评，现在我至少已经发表过一二百篇有关西文汉学研究的书评了，但是我一般很少评论中文写的汉学著作。如果我们从西方汉学整体来看的话，就会发现，美国汉学家基本上只评论他们自己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德文写的书他们不管，中文写的他们也很少管。但是郭实腊却不一样，他读过很多中文写的书，然后发表书评。比方说《红楼梦》《聊斋志异》，连苏东坡的诗歌他也读过，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依然应该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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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对中国表示认同，他还是会说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国家——这个说法跟今天中国教科书中的说法类似，中国的官方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只有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光明。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不仅是郭实腊，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教士拼命翻译《圣经》。所以在19世纪，《圣经》翻成中文的版本比翻成德文的、英文的版本还要多。到现在为止，今天要讲的内容我已经全部讲完了，这本有关郭实腊的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观点，我也都已经介绍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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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再重复强调一遍，我们不要随便使用“西方”这个概念，这个词太过复杂。你们使用的时候，请一定要分清楚场合。另外，我们也不应该总是将商业、传教的历史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所谓的“西方”之间实际上也有很多张力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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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