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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有些商人并不听从中国官员的话，私自离开住所，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会乖乖地留在住处。这样就有三个大型公司为销售中国商品相互竞争，发生了“茶叶战争”（Teekrieg），因为无论是伦敦、阿姆斯特丹还是奥斯滕德都希望比对手更早到达中国，并把所有能买的东西都买下来。我觉得很奇怪，自18世纪初开始，欧洲人特别喜欢喝中国茶，包括绿茶，但现在德国喝绿茶的人不多了，而基本上都喝印度茶。当时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说道：“Cost what it will, we must try to make these Interlopers sick of their voyages.”（必须不惜血本地努力让这些侵略者在航行中生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1974、1975年在中国时学到的第一批词之一是“侵略者”，我们都是“侵略者”，都是interlopers，奥斯滕德的商人也是“侵略者”，他们侵扰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允许他们同我们在海上竞争。这说明，不能说什么笼统的“西方”概念，当时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可怕的。英国和荷兰都会用武器装备他们的商船，用来俘获奥斯滕德的船，以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阿波罗号”在1731年到汉堡以前，荷兰的船曾试图对其进行抢劫，但都没成功。英国人在1726年有个口号，“Destroy this cockatrice whilst young”（趁这条怪蛇年幼的时候就掐死它！），cockatrice是传说中的一种毒蛇，意思是掐死它，不允许它长大。那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凶残，他们不是基督徒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在英国看来，奥斯滕德是非常大的威胁，不仅是商业上的，也是宗教上的威胁。因为，维也纳信奉天主教，今天的奥地利依然如此，而当时的荷兰已经进行了宗教改革，英国害怕奥斯滕德的成功会威胁在德意志、荷兰和英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害怕有一天整个欧洲会回到罗马教宗的时代。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公司要求政府停止奥斯滕德的公司，甚至两国开始积极动员备战。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欧洲，应该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业往来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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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六世因为得不到盟邦的支持和资金匮乏，最终不得不投降，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女人。我们一般说，男人书写历史，但不完全如此，女人也可能改变欧洲历史和欧洲商业史。早在1713年，查理六世就开始安排自己在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为了在无男性子嗣的情况下仍将王位传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查理六世立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为继承人，并颁布了一份“国事诏书”。这是因为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所以他希望其中一个女儿能成为他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的这个特蕾西亚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女皇——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任期间与其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皇帝实行“开明专制”。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维也纳，仍然可以看到她的宫殿的美景，里面有中国式的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特蕾西亚作为查理六世的继承人需要其他大国的批准，为什么要承诺放弃到中国做生意，并停止由奥斯滕德到中国的航海活动等等。1727年英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的查理六世共同决定，今后7年禁止奥斯滕德的商船前往中国做生意。但是汉堡的人并不想投降，他们需要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等，所以奥斯滕德用同样的船，配以不同的名字和旗帜，继续去中国做生意，虽然被英国和荷兰发现，但奥斯滕德仍坚持原来的政策。最后一艘去中国的船是1732年出发的，而到1793年奥斯滕德的商业公司就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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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法律，甚至涉及欧洲对人权问题的思考。德国思想家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说：法律（Recht）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是神圣的，但是荷兰人不允许我们自由地去中国做生意，他们有什么权力禁止我们去中国呢？做生意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权利吗？为什么妒忌我们，觉得我们不可以有人权（Menschenrecht）呢？另外一个德国思想家约翰·尤里乌斯·苏尔兰德（Johann Julius Surland，1687—1748）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谈法律与经济的问题。69如果你们看这类书会遇到和我一样的困难，因为18世纪的德文很特别，好多当时的常用词现在已经不用了。作者想揭示，德国人也应该拥有与中国做生意的权利，但当时的问题是大海属于谁，大海难道不是属于所有的人吗？拉丁文的词Mare liberum（海洋自由），Mare指海，Liberum是开放、自由的意思，谁都可以坐船出海，但后来变成了Mare clausum，封闭的海。苏尔兰德在书中说，好像德国人被禁止去中国做生意。另外一个荷兰的法学家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荷兰文写法为Hugo de Groot，1583—1645），我没有听说过他，但在当时可能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他的名著《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主张公海可以自由航行。格老秀斯思考商业、生意之类的问题，他是欧洲第一位建立民族法律基础的人，包括国际自由贸易的问题。这样我们会发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影响到欧洲的历史、法律和欧洲对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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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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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中文译名：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德国自然历史学家、探险家、科学家、民族学家、旅游作家、随笔作家、记者与革命家。年少时跟随父亲做了多次科学探索。返回欧洲之后，他转向学术发展。1778年至1784年，他在卡塞尔的卡洛琳学院教授自然历史学。1784年至1787年，前往维尔纽斯大学继续教书，直到1788年他接受美因兹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一职为止。当时他大部分的科学著作包括了民族学和植物学，但他同时为许多关于旅行和探险的书写序及做翻译。1792年11月，美因兹为法国革命军队占领，他成了雅各宾党俱乐部——“自由与平等之友协会”中一名创会成员，在美因兹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扮演领导角色。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重夺美因兹后被放逐，在巴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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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福斯特26岁时的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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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你们，瑞典从何时起开始与中国有商业关系。无论如何，奥斯滕德的商人尽管钱不少，但却不能派自己的商船去中国做生意，于是奥斯滕德和汉堡的人去找丹麦人、瑞典人，以当地人的名义开商业公司，他们提供资金。从1732年起，瑞典开始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第一个帮助瑞典人去中国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坎贝尔，为了防范路途中遇到荷兰人检查，当时的文件都用荷兰语写成，以备不时之需。这也说明，如果你们想研究中国历史，可以学点荷兰语。而学过德语的人则可以看懂大部分的荷兰语书籍，我也学过一点，荷兰语的语法不难，难在复杂的发音。原来汉堡认为自己有权力直接与东亚谈判，但是遇到了困难：首先因为从16世纪起，汉堡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有自己的办事处（Handelskontor），从中国回到这三国的船先把商品卸下、放好，然后再运回到汉堡。当时在中国能买到很多好东西，有丝绸、茶、瓷器、香料、香水、糖和果酱（Konfitüre）。而德文的Konfitüre这个词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应该去查18世纪的词典，我母亲是维也纳人，常用一些18世纪的词，这个词她就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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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只是汉堡有来自中国的商船靠岸吗？不，还有一个叫埃姆登（Emden）的地方，位于德国西北部埃姆斯（Eems）河畔的港口城市，这个地方原来是个诸侯国，到18世纪中归属了普鲁士。当时的普鲁士国王知道中国很富有，而自身比较穷，所以认为应该与中国做生意，来帮助自身发展经济。于是1752年就有船从埃姆登出发前往中国，但当时的普鲁士由于财力匮乏，没有继续派船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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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33年到1787年，英国和荷兰根本不允许任何国家的船到汉堡靠岸、卸货（德文：löschen），就再也没有船往来于汉堡与中国之间了。但汉堡人不想投降，所以他们将状告到了维也纳的皇帝那里：所有人都有权利进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法（Völkerrecht）与人权的重要性。至于为何在1787年之后解禁，我不太清楚，这很可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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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是因为英国在18世纪末保持着世界最强海军国的地位。比如1787年，英国一共有53艘船前往中国，其他国家总共才有21艘，包括荷兰、丹麦、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内。有趣的是，我的祖母住在策勒（Celle），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小镇，我在那里出生。我认识那里教堂的一个人，每次回去看我母亲的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汉堡。汉堡一个郊区的名字叫阿尔托纳（Altona），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里曾提及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它还处于丹麦的势力范围内，可以说是丹麦最大的码头。70丹麦的船从这里出发去中国，由汉堡商人提供资金，每年派两艘。到了中国以后，由于丹麦的旗帜是黄颜色，所以丹麦被当地中国人称为“黄旗国”。不论是普鲁士还是丹麦统治时期，汉堡都是一个商业城市，一直到现在那里的商业味道依然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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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艾波施坦因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所谓的“西方”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西方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比如现在中国和美国因为商业问题经常吵架，但德国与中国之间此类的问题并不多，我们当然不能代表美国，美国也不能代表我们，他们是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种语言。美国人想犯什么罪都可以，而我们因此受到批判，我觉得是极为不妥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很大，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美国人也很不一样，在美国他们可以不给理由就逮捕人，而按照我们的法律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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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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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八 中国的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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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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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是需要有形象（image）的，如果没有image的话，好像交流是不可能的。这次课的主题是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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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汕头大学讲课的时候，我专门用一个半小时来谈这个问题，有个学生提出问题说：“外国人怎么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怎么可以翻译我们的优秀作品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中国人可以这么问的话，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这么问中国人：你们怎么可以理解我们深邃的文化呢？其结果呢，中国人会觉得“西方人”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欺负他们！实际上，理解根本不是一个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专家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有水平的研究德国历史的专家，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英国人。有的时候，如果你离某种文化远一些，对你的思考或者说思路会有好处；如果你离某种文化太近的话，不容易找到新的东西，也可能你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思想、观点、想法。在汕头大学还有一个学生说：“因为你们外国人翻译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没翻好，所以到现在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学生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不清楚，可能他是从英语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如果他从德语国家的情况来看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的话，可能是另外的理解。虽然德国是小国，但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被翻译成德语，并且在近20年来，我培养了很多德语水平很高的学生，他们以翻译为生。所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一定在翻译。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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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们的现代世界（modern world）是需要专家的，如果没有专家的话，我们恐怕不能发展下去。比方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这个名字可能你们都听说过，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唐朝的诗歌，除了唐朝的诗歌，其他的事情他好像做得并不多，他理所当然是唐朝诗歌方面的专家，所以可以称作是对唐朝诗歌研究得最好的人之一，恐怕很多中国的学者也没法跟他相提并论。如果我离一种文化远一点的话，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拼命地想要弄懂；如果离得太近的话，司空见惯的东西太多，我会觉得我什么都懂，不一定想多了解。过去我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总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不愿促进我们文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如果不看台湾花莲，只看中国大陆，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但这次我参加花莲的诗歌节后，却改变了这样的认识。在那里我认识了当地诗人陈黎（1954—），他告诉我无论是什么好诗他都想翻译，尽管他的外语学得不是很多——他的英语很好，会一点儿德文。最近他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他并不会瑞典语，而是用机器翻译——机器翻译是很可怕的，因为错误太多了，有时候机器可以帮一点忙——但翻译的结果是不理想的，所以他会去请教瑞典语专家，他用这种办法翻译了当代不少的优秀诗歌，所以我觉得他是大陆作家和诗人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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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台湾的学者、作家不太喜欢我，最近情况有所改变。曾经有人跟我说，台湾一个重要的诗人杨牧（1940—）听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课，说北外怎么会请这么一个人呢。我不会怪他，也不会怪罪澳门方面审查我有关金庸（1924—）的学术报告。我告诉澳门大学，我不喜欢金庸的作品，他们说没关系，他们也想听另外的观点。于是我很早就把英文的稿件寄给了他们，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但是在会前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们来信追问我的报告，我说早已经寄给你们了。到了澳门以后，所有的报告都编进了论文集中，而我的报告呢，是单独印的。原来大会组委会希望我做主题报告（keynote speech）——这是最重要的报告，可以有半小时到三刻钟的时间，但由于我批评金庸，结果被取消了。我的发言被安排到了最后一天，结果当时又有插进来的一个小伙子要发言——说实在的，他没有什么观点，只是胡乱说一些东西，所以到最后我只有8分钟时间演讲。但好的一点是他们都接受我的批评：我把金庸的作品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联合起来。我自己在澳门大学的会议上也学到不少，这个我应该承认，所以我没有白去。金庸当然也创造了他自己的中国，在创作的同时，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形象，但是这些形象我们都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看过或听说过，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形象于我而言是非常无聊的，基本上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结果：所有的女人是美丽的，所有的男人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要分善恶。但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不再会描写善或恶的主人公，我们不问主人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如说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他描写的主人公好坏与否是无所谓的，他是有意思的作家，因为他代表现代性，但他是可怜的，因为他要面对困惑，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无论如何，我们需要images，如果没有images，我们没办法了解我们的社会、世界、生活，别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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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是一位出生于重庆的中国学者，在德国研究日耳曼学多年，后任教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Montreal）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夏瑞春一辈子研究形象，他早年经香港、雅加达于1957年进入德国科隆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德语文学、社会学以及汉学。他于1968年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1998年成为那里德语系（Institute for German Studies）的正式教授，一直到2007年荣休。夏瑞春发表的所有文章和书都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欧洲人是怎么反映中国的，奇怪的是，他研究形象的时候从来不谈什么美国、加拿大。比方说他在世的时候发表的一篇很长的英文报告“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nese Dragon：Perceptions and Projections”（中国龙的转变：感知和预测）72。这篇文章专门谈17世纪到20世纪末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本来他也可以谈一谈美国和加拿大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谈。夏瑞春的文章有一些问题，他的文章逻辑性不强，他开始写一些方法的问题，Methodology：perspectivism/conceptionism ；（方法论：透视主义/观念主义），但是谈得不太清楚。然后他谈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dragon（对中国龙的阐释），亦即外国人怎样理解中国的龙。但他所谈的对象基本上是德国哲学家，还加上马丁·路德的《圣经》插图，这是德语《圣经》插图的来源，我认为这个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谈China as represented in recent crime fiction（中国在最近出版的侦探小说中的形象），他谈的都是加拿大、美国的侦探小说形象。夏瑞春又是怎么谈的呢？他只是叙述侦探小说里发生了什么，比方说谁杀谁，谁爱谁，无聊至极。前一部分他告诉我们某一个人和他关于中国的形象，但是在后一部分，他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此外，他可以比较侦探小说里的中国形象（images of China）是对是错，是有趣还是无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原因就是北美的学者一般避免谈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人是如何反映中国的。因为如果要谈这些问题的话需要加上评论，而北美的学者大都避免批评美国，他们的任务是歌颂美国，他们可以批评中国、德国，但是不能批判美国；在美国，所有的人都应当尽量说好话。夏瑞春也会这么做，虽然他一辈子出版的书不少，并且他一再重写他原来写过的文章，重新研究他原来研究过的问题，重新谈他原来谈过的人物，但他一直想要说明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是错误的，而他这样的观点也不完全是正确的。我自己看过夏瑞春的一些文章，他好像有块心病，总是在告诉读者：欧洲人对中国的接受（reception）是有问题的、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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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瑞春的文章从方法上、从思想上来讲有问题，但是如果想要了解images of China（中国的形象）这一主题的话，我认为还是应该看他的这本书。他用英文写作，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这些资料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查阅了大量有用的书籍、小说、戏曲等文献。夏瑞春好像没学过哲学，因为如果我们从当代哲学看形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请波恩大学的哲学家沃尔夫拉姆·霍格雷伯（Wolfram Hogrebe，1945—）来帮忙，他的哲学以形象为主，说明人如果要是没有形象的话去了解一些事物会有困难，而所有的形象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非常具体的。那霍格雷伯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从image来研究哲学的哲学家呢？这一点当然和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发现媒体是传播形象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到处都会遇到image，但我们看到的形象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如果我们从电影、选美比赛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时装表演、杂志封面的美女在生活中不可能是那个样子的，她们的姿势基本上是摄影家的创造，她们不是她们自己，而是摄影家创造的人物。摄影结束后这些模特或演员会变成另外的人。那真实的她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这里，形象马上变成了一个哲学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能认识到一个人真实的样子，还是只能看到其外表呢？学者应该是客观的，但他们不一定总是客观的，也许他们发表、出版的东西里隐藏了一些messenger（信号），那么夏瑞春的文章里也有这样的“信号”了，因为他比较中国的郑和（1371—1433）和西班牙的哥伦布，他说郑和不想侵略其他地方，他使用aggressive（侵略性的、挑衅性的）这个词，但哥伦布是aggressive的，他侵略、占有其他地方，把不是欧洲的地方变成欧洲的殖民地。夏瑞春这样说不能说是错的，但他的言外之意却是这样的价值判断，亦即中国是好的，而欧洲是坏的。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郑和用的船是当时最大的船，而哥伦布和葡萄牙人用的船却是非常小的，中国船长达100多米，而哥伦布的船仅有20米长。为什么这么小的船会威胁到中国而中国那么大的船却不会威胁世界呢？我应该承认夏瑞春的文章给我带来一些新的认识，当然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images是集体的记忆，它们包含集体的知识，这一点他说得很好：欧洲人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合适的集体记忆来接受中国，所以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次是在元朝的13世纪。当时欧洲人首次到中国学习应当如何反映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在当时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老实说，我们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考虑如何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似乎欧洲人需要七八百年才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认识方式。夏瑞春根本不承认耶稣会士们的贡献，他把他们了解中国的方式叫作“self-centered perspectivism”（以自我为中心的透视主义），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究竟是什么意思。perspectivism是透视主义，self-centered是说以自我为中心来看中国。如果说耶稣会士包括利玛窦在内只能从他们自己的背景来观察中国的话，那么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或译作：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说过，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的话，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历史、语言、思想等，我们只能从自己的思路来看问题，但这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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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夏瑞春教授（左图）及发表其论文的《中国的感知与形象》英文版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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