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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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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ram Hogrebe（1945—）中文译名：沃尔夫拉姆·霍格雷伯。德国哲学家。1945年生于瓦尔堡，1972年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4年后获得教授资格。曾在杜塞尔多夫大学、耶拿大学、波恩大学等地任教。主要教授19、20世纪哲学史，阐释学，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相关课程。1999—2002年任德国哲学协会主席。霍格雷伯主张应该多从“无知”出发思考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到底不知道什么。代表作有《主观主义》（Subjektivität，1999）、《无知的回声》（Echo des Nichtwissens，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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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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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文译名：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国哲学家。因1960年出版著作《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而闻名于世。出生于德国马尔堡，以《论柏拉图对话中欲望的本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曾在马尔堡、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地任教。伽达默尔对阐释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精神和人生实践统一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话和理解如果可能，是此在（Dasein）的一种存在方式。他的一生都在研究对话和理解，他的教学和著述也都是在与听众的对话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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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应该考虑如果仅仅从他者的角度考虑，我们可能会理解错。夏瑞春提到过一个我们应该多加思考的现象，这个观点我之前也谈到过，但是他说得要绝对一些：欧洲人在16世纪认识到中国文化以后，《圣经》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就结束了。他说得很好，欧洲人在认识到中国文化以后，《圣经》不再是唯一的历史书，神学不再是一个谁都需要的，用以了解自己和世界的重要方法了，哲学和历史从神学中剥离出来了。哲学和历史原本是《圣经》的一部分，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历史，因为《圣经》有不少内容完全是记述历史的，所以16世纪欧洲人走的是从神学到哲学、从哲学到历史之路。我经常听中国人抱怨说欧洲人不愿意接受中国文化，恐怕这样说的中国学者应该没学过德语，没到过德国，也没走进过德国的图书馆吧，所以好多事实他们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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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是新教徒，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住在天主教的农村，天主教信徒的父母根本不允许他们的孩子跟我们这些新教徒的孩子玩。不单单大人们是分开的，孩子们也不可以在一起。天主教严格规定不允许其教徒跟新教徒结婚，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17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死伤惨重。夏瑞春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莱布尼茨等哲学家意识到一个不依赖宗教的有道德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所以这些哲学家觉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应该相互宽容，过了400年之后的现在，两教之间没有什么张力，我们应该把这个好的结果归功于中国。从神学到哲学、从哲学到历史，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从神学到理性（reason）的过程，这就是认识到中国文化以后的欧洲发展道路，但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德国波恩的家中我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我需要的书很多都有。其中就有莱布尼茨于1697年（第一版）和1699年（第二版）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73的拉丁文著作。这本书是200年之后的20世纪才有部分德译出版的，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写成之后就立竿见影的。莱布尼茨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他便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语言、哲学、地理等方面的材料，并与在华的耶稣会士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国近事》所收录的便是这些往来的书简。在书中，莱布尼茨是跟他的朋友们一起来谈中国的，而夏瑞春却说莱布尼茨和中国的关系是私人的关系，不是公开的关系。这个说法我们应该予以思考，我不知道作者说得是否正确。夏瑞春说，莱布尼茨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中国和欧洲是平等的，但欧洲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有真正的宗教而中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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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欧洲到了18世纪以后接受中国的不一定都是文人，或许会是商人，商人和文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同的，所以作者说到18世纪末出现了ethnocentrism（种族文化中心论、本民族优越感）。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以欧洲人为主来看中国这样的说法，但是夏瑞春没有提到美国，也可能会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角度，那么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跟欧洲完全不一样吗？他们的理解是完全对的吗？这个问题可以留给你们去考虑。此外，土耳其属于欧洲吗？土耳其代表欧洲文化吗？作者研究欧洲人怎么反映中国的时候，也会研究土耳其怎么反映中国吗？夏瑞春没有提及。葡萄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国，他们统治澳门五百年，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汉学，他们对中国文化好像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来。西班牙也没有真正的汉学研究传统，如果他们对中国根本不感兴趣，也可以说他们有所谓的“种族文化中心论”吗？我们都知道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格具有奴性（slave character），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毛泽东、陈独秀（1879—1942）、梁启超（1873—1929）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实际上，早于他们一两百年前的欧洲，也有人这么说过，比方说法国散文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就曾提出了气候决定民族性格的理论，这可以作为原因之一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奴性。因为他们是奴隶，所以应该打他们，否则他们什么都不做。可能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观点会不高兴，但是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尼采也有类似的理论：如果你要求中国人做什么的话，你应该打他们。而对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来说，中国就是退化的象征，在鲁迅杂文里我们也可以听到同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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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左图）及中文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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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弟子，他在德国很有名。1721年他在德国东部一个古老的城市哈勒（Halle）用拉丁文给学生们介绍中国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论中国的实践哲学），专门谈中国非常实际的哲学。但是讲课之后，他不得不于1723年离开普鲁士，直到1740年才被允许回去。当时的哈勒属于普鲁士，他被放逐的原因是在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挑战，因为根据当时的了解，中国人根本不相信什么基督教，但却有很高的道德。怎么会有没有宗教却有高尚道德的国家呢？根据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所有的道德都是从宗教而来的，如果有不依赖宗教而存在的道德的话，那宗教也是不需要的了。当时的神学家认为沃尔夫的演讲破坏了普鲁士王国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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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没有考虑过在16至18世纪间欧洲人所能知道的最优秀的可以代表中国的东西是什么。现在我比较清楚地知道中国有长城、京杭大运河等名胜古迹，有罗盘、造纸等发明，而这些都是从耶稣会士的书籍中听来的。例如著名哲学家康德，他就常常向水手打听中国的消息。康德生活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1945年之前属于德国，现在属于俄罗斯），那是一个漂亮的城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如果他想了解什么他就到码头和水手聊天，这些水手当中有自己去过中国的，也有的是同行中有到过中国的人。康德把所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讲给学生听，比如中国很脏，那里到处都有骗子。如果一个人说中国都是骗子，到处都很脏，我无法接受，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骗子。比方说我的小儿子看起来像香港人，前些天去买大衣，商贩起初要2 000块，但最后以200块成交。我妻子是中国人，前几天去买打印机，结果有人说她买贵了，商家后来就还给她200块。我北京的亲戚在路上常常跟我只说一句话“这么脏”，我一般不会这么说，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的标准和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China-bashing（严厉批评中国、抨击中国），bashing的意思是打、骂、严厉批评、批判。这个词最初是从America-bashing（痛斥美国、抨击美国）来的，后来发展出Japan-bashing，一直到China-bashing。夏瑞春常常谈到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但这次他说赫尔德对中国的认识就是China-bashing。赫尔德是18世纪欧洲除了康德以外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特别喜欢我前面提到的法国散文家孟德斯鸠，并且推崇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夏瑞春老在说一句别人一再重复的话：“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74这句话我听过无数次，觉得非常无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难道赫尔德是完全错误的吗？鲁迅或许会赞同赫尔德的意见，认为他所说的是有些道理的，鲁迅似乎也曾提到过这一点。谁都会同意到了18—19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问题，停滞不前了，没有发生它所需要的变革。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不一样，因此英、法、美、德都能来欺负中国。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话，我们很难发现在18—19世纪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社会上似乎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但却可以在文艺、文学中找到变化的踪迹。例如，18世纪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红楼梦》，20世纪齐白石（1863—1957）的绘画，清末梁启超的思想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毛泽东，在很多方面毛泽东接受了梁启超的理论，他同时也基本接受了苏联模式，这其中当然有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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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中文译名：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德国18世纪后半期德国启蒙时代浪漫民族主义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魏玛古典主义四大奠基人之一。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基础。早年师从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思想上深受康德影响。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会见年轻的歌德，在艺术与文学上给予歌德深远的影响。1776年前往魏玛担任宫廷牧师及掌管教育和宗教事务的总监察。1803逝世于魏玛宫廷。赫尔德强烈反对体系化的哲学，追求生动活泼的自然文风。反对传统上排斥和压制经验的形而上学，提倡经验主义的理性化。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也为中欧和东欧的那些不发达种族所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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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说从18世纪人口越来越多，西方人认为亚洲人会很多技巧，比如说制造瓷器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精神，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亚洲人是有精神的，实际上在赫尔德那个时代他们所了解到的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18、19世纪的中国，有不少值得西方人思考和接受的思想。当时的西方思想家好像并没有准备好用机器的技艺来创造新的认识方式，来接受他们看不到的中国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中国形象是错的，一味批评他们。但是呢，我们应当承认自己了解中国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应该随便下什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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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还总是喜欢提及黑格尔对中国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有一些观点我没有很好地思考过。无论如何黑格尔代表着世界精神，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国家是现实存在的显现了的道德生活”等等。奇怪的是，也可能是我以前曾经忽略了，也可能是夏瑞春说错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实际上是在中国诞生的，从中国到印度，但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种世界精神都在萌芽的睡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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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些有趣但不一定正确的观点，我不怕有错误的看法，但却很怕无聊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但它很有趣，那么这样的观点值得我思考。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是18、19世纪德国的文人，他谈老子的时候谈得非常有意思，是浪漫运动的代表。他与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都是耶拿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曾任波恩大学的教授，他除了翻译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的作品之外，还研究和翻译了梵文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1829—1846），所以波恩大学是德国第一个教授和研究梵文的大学。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现在长眠于波恩的老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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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中文译名：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德国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在哥廷根、莱比锡等地学习法律、艺术史、古典语文和哲学，后在柏林和耶拿任教。1798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建立耶拿浪漫派，并出版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1798—1800）。《断片》（Fragmente，1797，1798，1800）使他成为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他主张“普遍艺术”，强调文艺的主观性，反对文艺与现实发生任何联系。在语言学和文学史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808年出版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巨著，是印度日耳曼语言科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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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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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中文译名：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德国诗人、翻译家及批评家，并且是德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曾在哥廷根学习神学和哲学。毕业后在耶拿任教，也做过批评家和评论家。后与其弟弟及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共同编辑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宣扬浪漫主义理论。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歌德有独到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德国用诗体译莎士比亚的第一人，其翻译工作使得该作家的作品成为德语经典。此外他还翻译了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西班牙戏剧家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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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左图）及其在波恩的墓碑（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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