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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左图）及中文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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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弟子，他在德国很有名。1721年他在德国东部一个古老的城市哈勒（Halle）用拉丁文给学生们介绍中国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论中国的实践哲学），专门谈中国非常实际的哲学。但是讲课之后，他不得不于1723年离开普鲁士，直到1740年才被允许回去。当时的哈勒属于普鲁士，他被放逐的原因是在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挑战，因为根据当时的了解，中国人根本不相信什么基督教，但却有很高的道德。怎么会有没有宗教却有高尚道德的国家呢？根据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所有的道德都是从宗教而来的，如果有不依赖宗教而存在的道德的话，那宗教也是不需要的了。当时的神学家认为沃尔夫的演讲破坏了普鲁士王国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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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没有考虑过在16至18世纪间欧洲人所能知道的最优秀的可以代表中国的东西是什么。现在我比较清楚地知道中国有长城、京杭大运河等名胜古迹，有罗盘、造纸等发明，而这些都是从耶稣会士的书籍中听来的。例如著名哲学家康德，他就常常向水手打听中国的消息。康德生活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1945年之前属于德国，现在属于俄罗斯），那是一个漂亮的城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如果他想了解什么他就到码头和水手聊天，这些水手当中有自己去过中国的，也有的是同行中有到过中国的人。康德把所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讲给学生听，比如中国很脏，那里到处都有骗子。如果一个人说中国都是骗子，到处都很脏，我无法接受，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骗子。比方说我的小儿子看起来像香港人，前些天去买大衣，商贩起初要2 000块，但最后以200块成交。我妻子是中国人，前几天去买打印机，结果有人说她买贵了，商家后来就还给她200块。我北京的亲戚在路上常常跟我只说一句话“这么脏”，我一般不会这么说，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的标准和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China-bashing（严厉批评中国、抨击中国），bashing的意思是打、骂、严厉批评、批判。这个词最初是从America-bashing（痛斥美国、抨击美国）来的，后来发展出Japan-bashing，一直到China-bashing。夏瑞春常常谈到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但这次他说赫尔德对中国的认识就是China-bashing。赫尔德是18世纪欧洲除了康德以外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特别喜欢我前面提到的法国散文家孟德斯鸠，并且推崇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夏瑞春老在说一句别人一再重复的话：“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74这句话我听过无数次，觉得非常无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难道赫尔德是完全错误的吗？鲁迅或许会赞同赫尔德的意见，认为他所说的是有些道理的，鲁迅似乎也曾提到过这一点。谁都会同意到了18—19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问题，停滞不前了，没有发生它所需要的变革。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不一样，因此英、法、美、德都能来欺负中国。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话，我们很难发现在18—19世纪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社会上似乎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但却可以在文艺、文学中找到变化的踪迹。例如，18世纪出现的长篇章回小说《红楼梦》，20世纪齐白石（1863—1957）的绘画，清末梁启超的思想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毛泽东，在很多方面毛泽东接受了梁启超的理论，他同时也基本接受了苏联模式，这其中当然有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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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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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中文译名：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德国18世纪后半期德国启蒙时代浪漫民族主义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魏玛古典主义四大奠基人之一。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基础。早年师从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思想上深受康德影响。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会见年轻的歌德，在艺术与文学上给予歌德深远的影响。1776年前往魏玛担任宫廷牧师及掌管教育和宗教事务的总监察。1803逝世于魏玛宫廷。赫尔德强烈反对体系化的哲学，追求生动活泼的自然文风。反对传统上排斥和压制经验的形而上学，提倡经验主义的理性化。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也为中欧和东欧的那些不发达种族所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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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说从18世纪人口越来越多，西方人认为亚洲人会很多技巧，比如说制造瓷器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精神，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亚洲人是有精神的，实际上在赫尔德那个时代他们所了解到的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18、19世纪的中国，有不少值得西方人思考和接受的思想。当时的西方思想家好像并没有准备好用机器的技艺来创造新的认识方式，来接受他们看不到的中国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中国形象是错的，一味批评他们。但是呢，我们应当承认自己了解中国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应该随便下什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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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还总是喜欢提及黑格尔对中国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有一些观点我没有很好地思考过。无论如何黑格尔代表着世界精神，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国家是现实存在的显现了的道德生活”等等。奇怪的是，也可能是我以前曾经忽略了，也可能是夏瑞春说错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实际上是在中国诞生的，从中国到印度，但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种世界精神都在萌芽的睡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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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些有趣但不一定正确的观点，我不怕有错误的看法，但却很怕无聊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但它很有趣，那么这样的观点值得我思考。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是18、19世纪德国的文人，他谈老子的时候谈得非常有意思，是浪漫运动的代表。他与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都是耶拿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曾任波恩大学的教授，他除了翻译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的作品之外，还研究和翻译了梵文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1829—1846），所以波恩大学是德国第一个教授和研究梵文的大学。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现在长眠于波恩的老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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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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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中文译名：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德国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在哥廷根、莱比锡等地学习法律、艺术史、古典语文和哲学，后在柏林和耶拿任教。1798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建立耶拿浪漫派，并出版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1798—1800）。《断片》（Fragmente，1797，1798，1800）使他成为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他主张“普遍艺术”，强调文艺的主观性，反对文艺与现实发生任何联系。在语言学和文学史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808年出版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巨著，是印度日耳曼语言科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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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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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中文译名：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德国诗人、翻译家及批评家，并且是德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曾在哥廷根学习神学和哲学。毕业后在耶拿任教，也做过批评家和评论家。后与其弟弟及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共同编辑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宣扬浪漫主义理论。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歌德有独到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德国用诗体译莎士比亚的第一人，其翻译工作使得该作家的作品成为德语经典。此外他还翻译了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西班牙戏剧家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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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左图）及其在波恩的墓碑（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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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卡尔·威廉·施莱格尔于1828年在维也纳教授历史哲学，并出版有《历史哲学》一书75。这次的讲座共18次课，其中第三次课专门讲述中国。威廉·施莱格尔跟康德一样，知道中国有罗盘有火药，除了西亚，中国从来没有利用火药罗盘来占领过其他国家。对威廉·施莱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一种退化，他的证据是长指甲的官员和小脚的女人。此外，他认为中国到处发生起义和战争，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宗教。在老子的哲学中原本有一种启示（revelation），但是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启示。对威廉·施莱格尔来说，佛教完全是一种偶像崇拜，他认为中国启示宗教的来源是《易经》，而恶（evil）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而降来到世界的一个天使带来的，英语说fallen angel，德语说fallender Engel。威廉·施莱格尔认为跟中国文化相关的是《易经》中的龙，龙是从天空来到地上的天使。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谈到世界的末日：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皇冠。（《圣经新约·启示录》，12：3）威廉·施莱格尔把这个描写与《易经》结合起来讨论，在拉丁文版的《易经》中，他读到有关龙的文章，他继续说龙到了地上以后就变成了中国皇帝的象征，所以中国皇帝可以作为天子。威廉·施莱格尔于是认为中国人已经对《圣经》有所了解，好像也有一些认识得到了启示，但是他们将启示理解错了，用错了，因此他们不说只有一个上帝，而说只能有一个皇帝。国家作为皇帝的教堂，在这个教堂里进行偶像崇拜。这种说法好像缺乏逻辑，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好好考虑一番。对中国的文人、学者来讲，国家好像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想什么。无论如何，对中国人来说，国家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要有的。在西方，我们和国家的关系比较啰唆，我们不一定重视国家，德国人并不一定跟随着德国国家的认同，我们的认同是存在于上帝，而非存在于国家。祖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语言、文化等等。这样的差别对我们理解中国人如此重视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困难，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我们的祖国”“咱们中国人”诸如此类的话，而这些在欧洲人听来是难以入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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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给你们介绍一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他最近在德国重新变得流行起来，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代表德意志理想主义哲学（或者称作德意志观念论/唯心主义，Deutscher Idealismus）。谢林于1775年生于德国古老的城市乌尔茨堡（Würzburg），1827年在慕尼黑讲授“神话哲学”（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的课程。在谢林看来，所有的神话都是启示，但是在中国根本没有神话，中国是他自己的人类，中国人不是人而是人类。如果我记得对的话，谢林在这里并没有加形容词，但是夏瑞春在把这段有趣的观点翻成中文时却变成“中国人是另外一种人类，他们不属于我们”，我估计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谢林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中国没有神话宗教，因此很早就同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天”被世俗化变成和国家一样的，这是一个奇迹，这样的中国是很难遭到破坏的，包括蒙古人、满洲人。正因为没办法被破坏，所以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一直是停滞的。跟欧洲的贵族不同，中国的皇帝是最有力的，没有可与之抗衡的贵族，但在德国、奥地利等国，无论皇帝多强大，还是有可与之分庭抗礼的贵族。我们应该考虑，当时所有的学术、学问都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对谢林来说，龙就是皇帝的象征，跟黑格尔一样，他从《易经》和《圣经》来解释中国的龙。中国人的无神论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统治者基本上等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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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及其著作《历史哲学》德文版（2010）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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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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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中文译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年仅23岁即受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在耶拿期间受到了浪漫主义影响，哲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1798）。后在维尔茨堡、慕尼黑、柏林等地任教，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1809年写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Gegenstände）这部集谢林晚期思想大成的著作。因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故意贬低了谢林，且他的自然哲学常被一些实证科学家嘲笑为缺乏逻辑推论和实践证明的，谢林的思想常常被轻视，但他的自然哲学受到了浪漫派和大诗人歌德的欣赏，也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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