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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春还总是喜欢提及黑格尔对中国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有一些观点我没有很好地思考过。无论如何黑格尔代表着世界精神，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国家是现实存在的显现了的道德生活”等等。奇怪的是，也可能是我以前曾经忽略了，也可能是夏瑞春说错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实际上是在中国诞生的，从中国到印度，但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种世界精神都在萌芽的睡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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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些有趣但不一定正确的观点，我不怕有错误的看法，但却很怕无聊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但它很有趣，那么这样的观点值得我思考。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是18、19世纪德国的文人，他谈老子的时候谈得非常有意思，是浪漫运动的代表。他与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都是耶拿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曾任波恩大学的教授，他除了翻译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的作品之外，还研究和翻译了梵文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1829—1846），所以波恩大学是德国第一个教授和研究梵文的大学。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现在长眠于波恩的老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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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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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中文译名：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德国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在哥廷根、莱比锡等地学习法律、艺术史、古典语文和哲学，后在柏林和耶拿任教。1798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建立耶拿浪漫派，并出版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1798—1800）。《断片》（Fragmente，1797，1798，1800）使他成为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他主张“普遍艺术”，强调文艺的主观性，反对文艺与现实发生任何联系。在语言学和文学史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808年出版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巨著，是印度日耳曼语言科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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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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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中文译名：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德国诗人、翻译家及批评家，并且是德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曾在哥廷根学习神学和哲学。毕业后在耶拿任教，也做过批评家和评论家。后与其弟弟及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等人共同编辑早期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äum），宣扬浪漫主义理论。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歌德有独到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德国用诗体译莎士比亚的第一人，其翻译工作使得该作家的作品成为德语经典。此外他还翻译了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西班牙戏剧家巴尔卡（Pedro Calderòn de la Barca，1600—1681）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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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左图）及其在波恩的墓碑（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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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卡尔·威廉·施莱格尔于1828年在维也纳教授历史哲学，并出版有《历史哲学》一书75。这次的讲座共18次课，其中第三次课专门讲述中国。威廉·施莱格尔跟康德一样，知道中国有罗盘有火药，除了西亚，中国从来没有利用火药罗盘来占领过其他国家。对威廉·施莱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一种退化，他的证据是长指甲的官员和小脚的女人。此外，他认为中国到处发生起义和战争，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宗教。在老子的哲学中原本有一种启示（revelation），但是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启示。对威廉·施莱格尔来说，佛教完全是一种偶像崇拜，他认为中国启示宗教的来源是《易经》，而恶（evil）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而降来到世界的一个天使带来的，英语说fallen angel，德语说fallender Engel。威廉·施莱格尔认为跟中国文化相关的是《易经》中的龙，龙是从天空来到地上的天使。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谈到世界的末日：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看哪！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皇冠。（《圣经新约·启示录》，12：3）威廉·施莱格尔把这个描写与《易经》结合起来讨论，在拉丁文版的《易经》中，他读到有关龙的文章，他继续说龙到了地上以后就变成了中国皇帝的象征，所以中国皇帝可以作为天子。威廉·施莱格尔于是认为中国人已经对《圣经》有所了解，好像也有一些认识得到了启示，但是他们将启示理解错了，用错了，因此他们不说只有一个上帝，而说只能有一个皇帝。国家作为皇帝的教堂，在这个教堂里进行偶像崇拜。这种说法好像缺乏逻辑，但是却可以让我们好好考虑一番。对中国的文人、学者来讲，国家好像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想什么。无论如何，对中国人来说，国家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要有的。在西方，我们和国家的关系比较啰唆，我们不一定重视国家，德国人并不一定跟随着德国国家的认同，我们的认同是存在于上帝，而非存在于国家。祖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语言、文化等等。这样的差别对我们理解中国人如此重视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困难，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我们的祖国”“咱们中国人”诸如此类的话，而这些在欧洲人听来是难以入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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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给你们介绍一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他最近在德国重新变得流行起来，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代表德意志理想主义哲学（或者称作德意志观念论/唯心主义，Deutscher Idealismus）。谢林于1775年生于德国古老的城市乌尔茨堡（Würzburg），1827年在慕尼黑讲授“神话哲学”（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的课程。在谢林看来，所有的神话都是启示，但是在中国根本没有神话，中国是他自己的人类，中国人不是人而是人类。如果我记得对的话，谢林在这里并没有加形容词，但是夏瑞春在把这段有趣的观点翻成中文时却变成“中国人是另外一种人类，他们不属于我们”，我估计他是故意这么做的。谢林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中国没有神话宗教，因此很早就同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天”被世俗化变成和国家一样的，这是一个奇迹，这样的中国是很难遭到破坏的，包括蒙古人、满洲人。正因为没办法被破坏，所以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一直是停滞的。跟欧洲的贵族不同，中国的皇帝是最有力的，没有可与之抗衡的贵族，但在德国、奥地利等国，无论皇帝多强大，还是有可与之分庭抗礼的贵族。我们应该考虑，当时所有的学术、学问都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对谢林来说，龙就是皇帝的象征，跟黑格尔一样，他从《易经》和《圣经》来解释中国的龙。中国人的无神论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统治者基本上等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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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及其著作《历史哲学》德文版（2010）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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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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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中文译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年仅23岁即受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在耶拿期间受到了浪漫主义影响，哲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1798）。后在维尔茨堡、慕尼黑、柏林等地任教，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1809年写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Gegenstände）这部集谢林晚期思想大成的著作。因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故意贬低了谢林，且他的自然哲学常被一些实证科学家嘲笑为缺乏逻辑推论和实践证明的，谢林的思想常常被轻视，但他的自然哲学受到了浪漫派和大诗人歌德的欣赏，也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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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谢林（左图）及根据其讲义整理而成的《神话哲学》德文版书影（Wilhelm Fink Verlag，1996，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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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孔子不感兴趣，因为他需要人来解释孔子的思想；他也不喜欢老子，因为老子主张“无”，认为每个人都能在内心实现现实的“无”或“虚”。对康德来说，“虚”“无”等于欧洲神学里的“无穷尽”，但是从神学和哲学来看，只有上帝才是无穷尽的，人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对欧洲当时的神学哲学来说，老子认为人是可以作为神、上帝而存在的，这显然是大逆不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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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写了一篇长达50页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既客观，又有意思，同时也很深刻。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是全方位的，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当今的西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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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分钟，我想再次提下金庸。德皇威廉二世在1900年对那些即将出征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军的训词，即所谓的野蛮人演说（Hunnenrede），这讨厌的一幕当时的确发生过。当时德皇的确说了不该说的话，但之后这样的言论也确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德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在这里我可以打个比方说明这一问题：德国作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迈（Karl Friedrich May，1842—1912）一生写过七八十本小说，跟金庸的产量差不多。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看过这些书，其中有两本是写中国的。761885年他出版的小说中对中国表示过轻视，但他在看过译成德文的中国哲学著作后态度有所改变。当时有人要求他写这一类型的小说，但是他却写了《我们需要的是和平》（Et in Terra pax），于1901年出版，其基本论点是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我们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迈的德文没有金庸的中文好，但是金庸把自己很好的中文用坏了，他的小说太无聊，迈的德文尚可。不少人认为Et in Terra pax书中表现了新意识，因此撰写关于他和中国的研究文章，这当中也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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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郑和航海的目的不是做买卖、占领其他地方，也不是寻找金银，他所期望的是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天朝，向中国朝贡，而欧洲航海的目的是去占领其他国家。我这次去花莲参加在那里举办的诗歌节，他们带我去太鲁阁。三四百年前，到达的外国人希望在那里和山西找到金子，并最终葬身于那里，或许他们可以作为当时欧洲人贪婪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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