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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Georg Möller（1964—）中文译名：汉斯格奥尔格·梅勒。德国汉学家，在波恩大学师从顾彬教授，获博士学位，现任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Cork）哲学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哲学及比较哲学、社会、政治思想，著有多本关于道家，特别是《道德经》的专著，如《〈道德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2006）、《〈道德经〉（〈老子〉）：全译及点评》（Daodejing[La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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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维也纳的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由于是犹太人的缘故，布伯被迫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德国。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二战”之前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彼此不加区分，都认为是德国人，因此我称布伯为德国犹太人哲学家，因为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犹太宗教和伦理学，并且写老子写得很有意思。布伯对于德国哲学非常重要，他主张“对话”，研究“有对话性的哲学”，后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可能受到了他的影响。伽达默尔的哲学精神和人生实践统一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话和理解如果可能，是“此在”（Dasein）的一种存在方式。伽达默尔的一生都在研究对话和理解，他的教学和著述也都是在与听众的对话中展开的。我认为，对话可以与“仁”联系起来，“仁”需要两个人，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人，我就不能够作为人而存在，换句话说，只有在面对别人时才能实现所谓的仁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出生后人要是听不到父母的声音就没办法学说话，18世纪的科学家做过实验，让小孩子在不与他人说话的环境中成长，最后孩子们都死了。布伯主张“我—你”关系，给我的影响很大，他认为所有文化都有“中心性的人”（zentrale Menschen），老子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人，可以与佛陀（Siddhāttha Gotama，本名乔达摩·悉达多，约前566—前486）和耶稣比肩，他们三者从“本质上”来看是一致的。布伯认为有三种具有整体性格的人物：第一种人不把自己的学说告诉别人，只是一个人闷头研究；第二种人开始布道，用“形象”（images）来讲述自己的学说；第三种人的布道充满了故事和比喻。对布伯来说老子属于第二种，是具有“整体性格”的哲学家，因为老子基本上运用的是“形象”。庄子肯定属于第三种，庄子的叙事充满了故事，喜欢运用比喻。布伯是德语国家中第一个把《庄子》翻译成德文的人，1910年他出版了《庄子》的德文译本，卫礼贤的《庄子》出版于1914年左右，所以布伯比卫礼贤早了几年。不同的是，布伯本人并不懂得中文，他是从英文转译的。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和撰述，在以色列传授过中国文化。也有人研究过布伯与亚洲哲学的关系，我虽然没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但我希望你们了解布伯，多看看他写的关于老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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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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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Buber（1878—1965）中文译名：马丁·布伯。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马丁·布伯的著作具有富于感染力的、有时如同诗歌般的写作风格以及鲜明的主题：重述哈西德派传说、《圣经》注释和形而上学对话。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哲学和宗教存在主义领域。著有《我与你》（Ich und Du，1923）、《人类的问题》（Das Problem des Menschen，1948）等书，并出版《庄子》的德语译本——《庄子的言论和寓言选集》（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ang Tse，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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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原先是德国人，在纳粹暴政之后的1948年迁居到瑞士的巴塞尔，他是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十几年前李雪涛教授翻译了雅斯贝尔斯的一本书《大哲学家》（Die groβen Philosophen，1957），原著写于1957年。在波恩的时候，李教授邀我为他的译著写序，我便借此机会向读者介绍了冯至这位中国诗人。冯至于193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跟随雅斯贝尔斯学习过哲学，所以他1940年代写的诗都受到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的影响。雅斯贝尔斯的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突破，其中第一部分的“思想范式的创造者”（die maβgebenden Menschen）包括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与布伯和谢林相比他写得更多。在这本书中，雅斯贝尔斯还加入自己对亚洲和欧洲哲学的理解，他认为，不论是在亚洲哲学还是欧洲哲学中都拥有超越时间的理智，即在超越时间性的空间中有一种任何人都具有的理智，允许欧洲人与亚洲人一起做哲学研究。对雅斯贝尔斯来说，“道”代表存在的基础，并包含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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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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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Jaspers（1883—1969）中文译名：卡尔·雅斯贝尔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1967年成为瑞士公民。雅斯贝尔斯为精神病学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根本的贡献。他也被看作是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概念，跳出了自己尚以欧洲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框架。其哲学作品对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和跨文化哲学影响颇深。他写的有关哲学的导论获得了很大的销量，也因此为公众所熟知。他曾和海德格尔有着书信来往——纳粹统治期间中断——而战后只偶尔进行书信的交流。代表作有《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哲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1950）、《大哲学家》（Die groβen Philosophen，195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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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大哲学家》德文版（左图）及中文版（右图）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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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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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现代诗人、翻译家、教授。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说的代表作有20世纪20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40年代的《伍子胥》等；散文则有1943年编的《山水》集。作为学者他致力于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在研究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多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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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陶德文认为，在中国历史中找不到超验性（transcendence），但会有一种内在的超验性。他的意思是说，西方的超验性是外在的，但是如果我们读《老子》《论语》，研究心学、理学的话，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种内在性的超验性。雅斯贝尔斯认为“道”的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空间里。为什么海德格尔喜爱老子的学说呢？很多学者推测，其著作《存在和时间》的出发点很可能是《道德经》。不单单是海德格尔，还有一些其他的德国思想家都认为，西方哲学是“辩证法”（dialectics），它本身意味着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所有哲学的目的在于把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和谐掉，所以我是你，你是我。我常提到的京特·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hrt，1943—），他是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的学生。阿多诺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辩证法。沃尔法特告诉过我，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厌倦这种哲学，并放弃了欧洲哲学，转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做《庄子》《老子》研究，写过很多很好的文章。海德格尔把“道”翻译成“Weg”（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对他来说“道”代表理性、精神（Geist）和Logos（逻各斯）。Logos这个词很难翻译，原指字、词，但同时也指逻辑、精神、存在的基础，如果真能把“道”翻成Logos的话，那么欧洲与中国哲学的区别不太大。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是早期的古代希腊哲学，特别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Ephesius，约前520—前460）。沃尔法特曾将赫拉克利特、老子和庄子进行比较研究，说明赫拉克利特与老子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也是海德格尔能通过赫拉克利特与老子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原因，他们确实有很多思想是相通的。从笛卡儿开始，欧洲哲学主张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海德格尔之所以一段时间与纳粹关系紧密，从哲学上来讲原因之一是因为纳粹的思想中包含了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取消的观点，当时很多一流的文人同样有这样的想法。海德格尔哲学的目标是主客体没有分离性的存在，艾伯菲尔德说得很好，海德格尔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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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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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er Wohlfahrt（1943—）中文译名：京特·沃尔法特。德国哲学家、汉学家。1943年生于法兰克福。曾在大学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心理分析。年轻时曾在德国大学教授德国观念论与古希腊哲学，主要研究美学和语言哲学。在接触到东亚哲学后，转而研究禅宗与道家哲学，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后任教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主要研究比较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退休后，沃尔法特隐居在法国南部的小村庄中，他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写作和园艺工作上，撰写了一系列跨文化哲学研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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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 W.Adorno（1903—1969）中文译名：狄奥多·阿多诺。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及作曲家。在法兰克福大学时期，他修习了哲学、音乐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战后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人。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1966）、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194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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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德国大学中还有哲学家从中国哲学出发看待欧洲哲学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1923—2004），1964—1990年间他曾经在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ät Würzburg）当教授。我很喜欢维尔茨堡这个城市，但因为政治原因那里的大学不接受我，说我是红的、搞革命的。罗姆巴赫重视“道”，欧洲哲学极为主张Logos、“知”，反对“无知”，虽然苏格拉底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好像没有哲学家像庄子一样主张“无知”。直到最近，波恩大学的一个哲学家沃尔夫拉姆·霍格雷伯认为应该从“无知”入手研究哲学，但恐怕他并没有受到老子和庄子的影响。我最近用德文发表了一篇霍格雷伯对于“无知”的了解的文章，不久可能就会有中文翻译。罗姆巴赫说，我们不应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总问被子、房子、人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探究人和事物、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想要了解这种关系的结构，只能通过“道”、经验，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不应照着古代希腊哲学从存在、本身出发，应该从“动”、从自然出发，“道”代表自然、山水。我个人认为，罗姆巴赫可能受到了法国当代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的影响，因为于连主张中国哲学中的“动”这一概念。沃尔法特在受到老庄的影响之后，从大学退休，在法国南方农村的山上养山羊，自制干酪、牛奶，完全变成一个德国式的老子。沃尔法特本人学过中文，看得懂老子和庄子，因为他不再研究欧洲哲学，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反之也有很多人重视他，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文章，其中有些把古代希腊哲学与老子、庄子进行了精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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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Rombach（1923—2004）中文译名：海因里希·罗姆巴赫。德国现象学家。1923年出生于弗莱堡，并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取得教授资格。他被认为是现象学界具有开拓性创见的新一代现象学家。经由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现象学”，罗姆巴赫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的现象学”（Strukturale Phänomenologie）。他还独创性地发展出了不同于解释学（Hermeneutik）的“密释学”（Hermetik）。此外，他对于东亚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显示出了现象学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开阔视野。他的重要著作有《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1971）、《当代意识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genwärtigen Bewusstseins，1980）。现有中译本《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2009），收集了罗姆巴赫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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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是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的历史系教授，他可能学过中文，比较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好像缺少德国历史方面的一些知识。在他的著作《东方式的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之接触》的开头中，他提到，在欧洲文学和哲学界中，中国和东方哲学处于边缘状态，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古代的传统哲学表示了一种否定。克拉特说，19世纪欧洲人写哲学史不会包括亚洲哲学，这种论断在我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体系就包含了亚洲哲学，阿尔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出发点就是印度哲学和佛教，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但克拉特似乎不清楚这些，他批判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认为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范畴，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是包括中国哲学的。此外，克拉特批判一个德国思想家爱德华·哥特罗伯·策勒尔（Eduard Gottlob Zeller，1814—1908）。策勒尔生活于19世纪，对他来说所有的哲学当然都是古代希腊哲学了，所以他的出发点是欧洲哲学，但克拉特对此却不加证明。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小枫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克拉特的问题也是刘小枫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来看这个问题。现在这是个非常时髦的问题，无论哪里有什么，中国都早应该有。10多年前一位来自不莱梅大学（Universität Bremen）的印度学学者出版了一本书《比较哲学》，书中谈到无论在哪里都有哲学。那非洲真的也有哲学吗？他在书中也对此加以介绍，但实际上与哲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此外，哲学不一定令人高兴，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所说，哲学令人绝望，所以一个不需要哲学的人才会快乐。如果我们问老子、庄子需要哲学吗？他们肯定会回答说：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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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 Habermas（1929—）中文译名：于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1929年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哥廷根、苏黎世、波恩等地学习。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英文：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德文：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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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特说有一个俄罗斯人，是第一个认为印度和中国哲学非常严肃的哲学家，1968年他出版的一本书将印度和中国哲学归在世界哲学史的范围之内。我小时候，父亲送给我一本汉斯·约阿希姆·施托里希（Hans Joachim Störig，1915—2012）编写的德国哲学史112，过了50年我还在看这本书。书的第一部分介绍的是东方哲学，第一节是印度哲学，第二节是中国哲学，分别介绍了孔子、老子、墨子及其他学派。汉学和意识学好像有紧密的关系，克拉特批判欧洲大学较少重视亚洲哲学是对的，但他太看重美国哲学了，介绍了很多哲学家的名字却鲜有人知。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据我所知美国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并没有什么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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