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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反应这么迟缓，除了当年邮路问题外，还有胡适谈到的另一个原因，且看胡适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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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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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贵社赠阅《十日谈》，至今感谢。每次收到之后，总是家中的孩子们先拿去看，有时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我是没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与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毁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到（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我与陈女士留学并不同地，只有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次。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一九二○年的夏间，她和任君同回国时，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见，那时他们早已订婚，他们的婚约就是在那时宣布的。（二）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一九一六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一九一七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原件模糊，大概如此）最久，□□（相知——原件不清）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一九一九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这些事都是我们一班熟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理的诬蔑和侮辱，我不能不向 贵社提出抗议， 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许多字句是显然存心攻讦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门”一语便是明例。又如他说胡适“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请问他特别用引号标出的“负责”“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阵，借此攻讦我？又如他在最末说任先生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请问先生，这种文字是不是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我对这些，也不能不向 先生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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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都可证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 先生既已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所以我请求 先生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请求 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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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敬上。廿三，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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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篇抗议文写得甚好，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足以廓清象恭文字给读者带来的迷雾。据查证，胡适在留美期间，确实与陈衡哲不在一地，只见过一面，通信有四十多次。胡适并没有扯谎。至于他和陈衡哲之间有没有心灵上的呼应，情感上的互慕，是另一回事。同时他对象恭文字中的攻讦和侮辱，也一一明白指出，义正词严，不能不使《十日谈》编辑方感到相当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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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信，在胡适是应任叔永、陈衡哲夫妇的要求下写的，于朋友于自己，都是义不容辞的。不过，这样的抗议会不会越描越黑，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很难说。既然任、陈夫妇有这个要求，他没有理由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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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3年，沈从文就曾撰文谈到文坛上“海派”与“京派”之不同，说海派的特点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不专心创作，而专事于炒作，搞花边新闻。所谓花边新闻，实即如今所谓八卦也。象恭这篇文章，乃是海派特色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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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一篇书信形式的抗议，不知有没有收入胡适的全编中，如果收入，似不应再有人就这个大做文章，如果没收入，则此文尚有一读的价值，也无意中为胡适做了辑佚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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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文还有一个尾巴，乃是《十日谈》编辑部在后面附加了一个编者按，兼表示道歉的意思。这个编者按应该也出自章克标的手笔，因为当时《十日谈》已经由他主编，而《文坛画虎录》更是他的地盘，所以有必要录出来，看看章克标是怎么“狡辩”与表示“歉意”的，从这方面或许正好可以看出“京派”与“海派”之本质不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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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倾（笔者按：钦）佩胡适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词，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察，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胡先生的。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蔑（笔者按：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决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坏（笔者按：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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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态度诚恳的道歉呢？明明文过饰非，蒙混过关，偏偏“决不想文过饰非”，还放一暗箭，指责说你们“封建余毒未曾铲净”，其余文字也仍是一派轻薄之态可掬，绅士之碰到流氓，或许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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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日谈》的道歉，胡适和任叔永、陈衡哲是什么态度有什么反应就不清楚了。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可以间接证明任叔永和陈衡哲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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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点明一点：《十日谈》第26期出版于1934年4月20日，《十日谈》第39期出版于193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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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雨点》避嫌不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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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17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她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小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的很多作品只能算作散文，如《一日》；童话，如《小雨点》（与书名同）；散文诗，如《运河与扬子江》等，连最像小说的《一支扣针的古事》，也不过是篇纪实性的散文，《小雨点》一集中所收文章，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几乎没有。因此，《小雨点》不妨看作是陈衡哲的一本创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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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点》一书，1928年4月由新月书店初版，也是作为小说集来定位的。《小雨点》装帧素朴，封面大部留白，一小幅中国画，书名由陈衡哲自己题署，扉页是老朋友胡适的手笔，印有胡适题签“小雨点”，落款“适之题”，并钤有“胡适之章”名印。新月初版共收文10篇，书前还有3篇序。第一篇是胡适的《胡序》，胡适在《尝试集》中提到的“我们三个朋友”，指的就是陈衡哲、任叔永和他自己，可见他们之间渊源有自，情谊不浅。陈衡哲是最早呼应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同志”，她在《小雨点》中所收的文章，大都在胡适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上发表，所以胡适说“差不多都和我有点关系”，因此“很高兴写这篇小序”。胡适在序中回忆了他与陈衡哲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交往，并且在序中特别指出，陈衡哲用白话创作的《一日》与《小雨点》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鲁迅《狂人日记》的事实，把她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重要性标示了出来。不过，作品时间的早晚是一回事，好坏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胡适不想说明的。第二篇是任叔永的《任序》，任叔永是陈衡哲的丈夫，不避“台内喝彩”之嫌，对其妻的文学天赋无任钦佩。第三篇是《自序》。1927年3月，北伐成功，在那南北扰攘变乱中，陈衡哲保存在南京的日记、信札、文稿之类全部散失了，为了预防这样的事再次发生，陈衡哲决定把带在身边的“一点小说诗文”尽早出版，“俾不至于像留在南京的文件一样，一散而不可复得”。（新月版《小雨点》156页，后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就是这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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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子善先生《陈衡哲：〈小雨点〉再版本》（2008年4月25日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说，1930年3月新月书店还出版过《小雨点》的一个再版本。这个再版本：删去《胡序》和《任序》，书末补入《再版后记》，交代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奇怪的是，这个再版本扉页虽然保留了胡适的书名题签，并套红印刷，却删去了“适之题”落款和“胡适之章”名印，以至未见初版本的读者不知这个题签出自何人手笔。（见陈子善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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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小雨点》“去胡”的尝试已经在新月再版本中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去净，还留下了书名题签。陈文没说《再版后记》交代的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想必也不足信，一定是冠冕堂皇，所以干脆把丈夫的一序也抽去，以示公平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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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小雨点》又弄了一个商务版（1936年1月正式出版）。这个版本并不是新月版的简单重印，而是一个改版本。陈衡哲在《改版自序》中这样说：“因为最初承印《小雨点》的新月书店现在已经归了道山，故本书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行。原书所包含的小说，凡有十篇。现在删去了一篇《巫峡里的一个女子》，补入了一篇《老柏与野蔷薇》，仍旧是十篇。”其实，这次改版，不仅调整了正文中的篇目，作者还把新月初版中的三篇序也一概删却，重写了短短的一篇《改版自序》，连胡适的题签也一并刊落了，因此在篇幅上只有新月版的三分之二，共102页。这就使人感觉到，陈衡哲这次重新出版《小雨点》，似乎有意要与胡适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终于从初版本到再版本，再到改订本分三步完成了“去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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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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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想因为三个版本的不同，而像某个学者一样索隐出陈与胡有一段什么恋爱，手头资料不足，我不能效象恭的做法，但可以说任叔永夫妇忙着与胡适做切割，一定是三个老朋友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或龃龉，甚至已经交恶。一年多前，任叔永、陈衡哲夫妇被《十日谈》“八卦”伤害，一年多后，商务版《小雨点》（1936年1月）出版，任叔永和陈衡哲夫妇不想再提“三个老朋友”的旧话了。人际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变成陌路，甚至仇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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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点》版本的变化，至少有很大成分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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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对周作人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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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派诗人和雕塑家李金发，有一册诗文合集《异国情调》（随笔、小说、游记、诗各体均有），出版于抗战后的1942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这本书主要收入他在广东韶关所写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过“在陪都的文坛凑凑热闹而已”。这自然是谦语，然未始不是实话，李金发的创作，以现代象征派诗歌著名，随笔、小说、游记非其所长，放低身段，可以避批评的箭矢，这是创作者都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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