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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点明一点：《十日谈》第26期出版于1934年4月20日，《十日谈》第39期出版于193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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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小雨点》避嫌不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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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17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她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小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的很多作品只能算作散文，如《一日》；童话，如《小雨点》（与书名同）；散文诗，如《运河与扬子江》等，连最像小说的《一支扣针的古事》，也不过是篇纪实性的散文，《小雨点》一集中所收文章，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几乎没有。因此，《小雨点》不妨看作是陈衡哲的一本创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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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点》一书，1928年4月由新月书店初版，也是作为小说集来定位的。《小雨点》装帧素朴，封面大部留白，一小幅中国画，书名由陈衡哲自己题署，扉页是老朋友胡适的手笔，印有胡适题签“小雨点”，落款“适之题”，并钤有“胡适之章”名印。新月初版共收文10篇，书前还有3篇序。第一篇是胡适的《胡序》，胡适在《尝试集》中提到的“我们三个朋友”，指的就是陈衡哲、任叔永和他自己，可见他们之间渊源有自，情谊不浅。陈衡哲是最早呼应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同志”，她在《小雨点》中所收的文章，大都在胡适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上发表，所以胡适说“差不多都和我有点关系”，因此“很高兴写这篇小序”。胡适在序中回忆了他与陈衡哲在美国留学期间的交往，并且在序中特别指出，陈衡哲用白话创作的《一日》与《小雨点》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鲁迅《狂人日记》的事实，把她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重要性标示了出来。不过，作品时间的早晚是一回事，好坏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胡适不想说明的。第二篇是任叔永的《任序》，任叔永是陈衡哲的丈夫，不避“台内喝彩”之嫌，对其妻的文学天赋无任钦佩。第三篇是《自序》。1927年3月，北伐成功，在那南北扰攘变乱中，陈衡哲保存在南京的日记、信札、文稿之类全部散失了，为了预防这样的事再次发生，陈衡哲决定把带在身边的“一点小说诗文”尽早出版，“俾不至于像留在南京的文件一样，一散而不可复得”。（新月版《小雨点》156页，后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就是这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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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子善先生《陈衡哲：〈小雨点〉再版本》（2008年4月25日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说，1930年3月新月书店还出版过《小雨点》的一个再版本。这个再版本：删去《胡序》和《任序》，书末补入《再版后记》，交代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奇怪的是，这个再版本扉页虽然保留了胡适的书名题签，并套红印刷，却删去了“适之题”落款和“胡适之章”名印，以至未见初版本的读者不知这个题签出自何人手笔。（见陈子善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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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小雨点》“去胡”的尝试已经在新月再版本中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去净，还留下了书名题签。陈文没说《再版后记》交代的抽出《胡序》和《任序》的理由，想必也不足信，一定是冠冕堂皇，所以干脆把丈夫的一序也抽去，以示公平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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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小雨点》又弄了一个商务版（1936年1月正式出版）。这个版本并不是新月版的简单重印，而是一个改版本。陈衡哲在《改版自序》中这样说：“因为最初承印《小雨点》的新月书店现在已经归了道山，故本书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行。原书所包含的小说，凡有十篇。现在删去了一篇《巫峡里的一个女子》，补入了一篇《老柏与野蔷薇》，仍旧是十篇。”其实，这次改版，不仅调整了正文中的篇目，作者还把新月初版中的三篇序也一概删却，重写了短短的一篇《改版自序》，连胡适的题签也一并刊落了，因此在篇幅上只有新月版的三分之二，共102页。这就使人感觉到，陈衡哲这次重新出版《小雨点》，似乎有意要与胡适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终于从初版本到再版本，再到改订本分三步完成了“去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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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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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想因为三个版本的不同，而像某个学者一样索隐出陈与胡有一段什么恋爱，手头资料不足，我不能效象恭的做法，但可以说任叔永夫妇忙着与胡适做切割，一定是三个老朋友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或龃龉，甚至已经交恶。一年多前，任叔永、陈衡哲夫妇被《十日谈》“八卦”伤害，一年多后，商务版《小雨点》（1936年1月）出版，任叔永和陈衡哲夫妇不想再提“三个老朋友”的旧话了。人际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变成陌路，甚至仇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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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点》版本的变化，至少有很大成分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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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对周作人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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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派诗人和雕塑家李金发，有一册诗文合集《异国情调》（随笔、小说、游记、诗各体均有），出版于抗战后的1942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这本书主要收入他在广东韶关所写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过“在陪都的文坛凑凑热闹而已”。这自然是谦语，然未始不是实话，李金发的创作，以现代象征派诗歌著名，随笔、小说、游记非其所长，放低身段，可以避批评的箭矢，这是创作者都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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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情调》中有一辑“仰天堂随笔”，其中一篇《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说到他与周作人的交往情况——“我与周作人无‘一面之缘’，但与他通过好几次的信，且可以说是他鼓励我对于象征派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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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李金发于1919年留学法国，先后进入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帝国美术学校学习雕塑，他在法国巴黎留学时，已经创作了后来的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诗稿。他把这两种诗稿挂号寄给了时任北大教授的周作人，希望得到他的品题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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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金发名不见经传，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留学生。他自己承认，当年他“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所以才找上了新文学运动中已经大出风头的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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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周作人读完这两种诗集，给李金发写了复信，说了些肯定和赞美的话，认为他的诗是诗界“别开生面之作”，随即把它们列入“新潮社”丛书，在北新书局出版（《微雨》1925年；《食客与凶年》1927年）。李金发说：“得到这个收获，当时高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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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的成名，就这么简单，不过也有原因，盖当年新文学声势不小，阵容却不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对于自身力量的壮大，大有裨益，所以当年搞新文学，成名易而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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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出版后，象征派诗才登陆新文学诗坛，为世人理解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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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金发的回忆，他和周作人的交往仅仅这些。显然，周作人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不过，李金发似乎没有相应的感激之情，当北京传来周作人落水的消息，李金发即写了《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一文，说：“至于周作人，素以利为目的的，如向来在《宇宙风》《人间世》投稿，皆着重在抄引古书，连简累牍，以求稿费，这种人，见名利之所在，又加之东洋黄脸婆的诱惑，哪有不糊涂到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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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有点奇怪，说周作人写作完全以利为目的，文章只是“抄引古书，连简累牍”，追求的只是稿费，可见他完全不是周的知音，甚至连周的读者也算不上，完全在不顾事实地瞎说。他还说周作人受黄脸婆的诱惑，不知何所据而言？至于“见名利之所在”一说，岂不是也连带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因为他上面才说过自己“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的强烈呢！文人无行，周落水，李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李这样的作为叫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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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与周作人的隔膜还可以从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可以看出：“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健者，与他的弟弟周树人真可说是一门双杰……”他居然连鲁迅是周作人的哥哥也不清楚，两人之间的隔膜真是无可言说了。这样的人写起文章来批周作人的落水，恐怕连水花也摸不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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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淑子与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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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似乎会被知堂专家们嗤笑，这个阿部淑子何许人也？和周作人有什么关系可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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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双方互动式关系，诸如朋友、夫妻、父子等等，即过去所谓五伦，也有单方面的关系，诸如单相思（暗恋）、崇拜，甚至还有潘郎掷果式，即如今的追星一族，所谓粉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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