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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抄袭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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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封建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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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胡适政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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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胡适知行的评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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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革命正名的阐究，一个是矛盾集文件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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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署名李芾甘）的文章以节录的形式出现在这书的第一辑中，用贾植芳的话来说，就是“把芾甘氏引为同志，互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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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贾植芳分析了49年之后巴金的道路，说他因为内心有着隐忧，所以往往表现出“风派”的姿态。所谓“风派”，乃是紧跟形势，永远取积极的站在形势前列的马前卒的姿态也。贾植芳此说，是他对49年之后的巴金其人其文的解读，见仁见智，这里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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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贾植芳日记的第二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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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1.23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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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办公室工作时唐来，说巴公的儿子问他，有关他父亲的著译目录编得如何，说一定收集了不少材料，说是否给他爸爸看看云云。此公（笔者按：指巴金）大约很不放心。阅《沫若文集》十卷，那里有一篇《卖淫妇的饶舌》的文章，注中说：“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沫若注”。文中说，他写了《好读书不求甚解》后，出乎意外的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基骂列宁的话来骂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云云。郭此文写于1926年3月9日，巴公后来为此又写了一篇《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文中攻击郭氏“数典忘祖”，进一步攻击马恩为“文抄公”，拾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反共分子的谰言，怪不得他今天还担心编的目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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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贾植芳就《沫若文集》第十卷的注进而说到陶其情《矛盾集》中所引的《读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一文，来解释为什么巴金要叫儿子前来说自己要看看 “著译系年”的编写情况。这与上一个段落说到的“巴金的隐忧”是一个意思。这是贾植芳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未必就是巴金自己的意思。因为贾植芳日记又记载说，后来巴金读了这个著译系年，对于自己无政府主义时期一段，并无改动，正见晚年巴金的光明磊落，内心早已放下各种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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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其情就孔（子）马（克思）异同的论辩，源自郭沫若的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当时陶还是大夏大学本科大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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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观点看，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率尔成章，不过是心血来潮时写下的一篇随笔，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陶其情认为：“一个古代东亚唯心派的孔子，一个近代西欧唯物派的马克斯（思），他们的思想，当然冰炭难容了。新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偏说马克斯（思）是孔子的老同志，而倡着马克斯（思）进文庙的理论，这不是曲解旁通之见吗？我便以郭氏之矛，攻郭氏之盾；毕究（竟）马克斯（思）到底不能进文庙啊。”他对郭沫若此文的批评自有其道理，并非出自政治立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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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陶其情的论战中，巴金是打抱不平，从“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贾植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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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26卷本《巴金全集》，值得作点介绍，以明真相。不过，《矛盾集》中也没有全收，仅仅是节录，甚至只是该文章的一个尾巴，是节外生枝的几句话，且看巴金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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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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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芾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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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复沫若的话已完了，现在再来附带说几句其他的话。沫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话“王道”，是“王道国家主义”。又说孔子的主张是和马克思相合的。这确实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说的话。我想沫若还是闭门“五年”把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译出来罢，“那时候或许还能够谈得更圆满一点。”然而现在沫若确不懂马克思主义。有名的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历程者，乃是这物质的资料之生产方法。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假若沫若懂得这几句话，便不会说孔子的主张和马克思相合，也不会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王道”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发生于十九世纪，而不发生于十六世纪，或纪元前，究竟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发达的产物。孔子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差太远，孔子的生活决不会使他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便是沫若所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人的理想，意见，观念，简言之，即人的意识，随着他的物质生活的条件，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岂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吗？”（英文本三十九页）然而现在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武断说在春秋时代的那样物质的条件之下便发生了马克思那样的主义，这岂不是把他的祖师的“金言”忘在九霄云外，把他的祖师的经典抛在粪坑里去了吗？“这不消说可算得是天下的奇闻！”至于说古代井田制便是马克思的共产制（集产制），真是妙到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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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说：“像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自然呵，昂格思（恩格斯）批评马克思说，他的本性原来搅乱的，阴谋的，狭量的，专制的人物。莫斯特虽然尊重马克思，却也说马克思是一个野心家。马克思并且曾帮助俄法政府诬巴枯宁为俄政府的经理。马克思又是一个抄袭家。《共产党宣言》大部分都是从昆西太郎的《十九世纪民主主义宣言》抄改来的。他的哲家任务的理论，也是从路易布朗的书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是抄巴布夫，路易勃朗诸人的书的。《资本论》的大部分都是从亚丹斯密，李加图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抄来的，还从当时报纸上抄了一大部分的事实。这样“一页复一页，一章复一章”（用罗素语），无怪乎这部书有如此之厚呢！（想来沫若是不会骂马克思“炫学斗狠的”。）柴尔凯索夫批评马克思说：“他把亚丹斯密的用语变更了一下，而取其价值学说的全部……他给了弥尔以有产阶级的恶名，置其著作于社会主义者不可接近的地位，然而他的利润之最小限度之倾向的理论却又取之于弥尔。”（见柴氏《社会主义史》第十章《共党宣言的底本》）自然啊，这样伟大的人物做沫若的“祖师”也“当之无愧”，在沫若“也是事之不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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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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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原刊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里转录《矛盾集》的节录，正是贾植芳所看到的，结尾还有一节是针对《洪水》编者说的，这里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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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拟在此纠缠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异同，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自有专家来谈。在我看来，郭沫若、陶其情和巴金，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是专家，都不配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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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好奇的，还是巴金指责马克思抄袭的问题。巴金当年似乎很关注马克思著作的负面批评，收集了很多对马克思著作不利之处，在这篇文章集中展示了一次。这与他当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无关系，但似乎也太缺乏自己的判断，只能说耳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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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毕竟是个作家，难说学者，其特点在这里也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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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贾植芳的日记，脱不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现在看看，也不无好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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