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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观点看，郭沫若的这篇文章率尔成章，不过是心血来潮时写下的一篇随笔，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陶其情认为：“一个古代东亚唯心派的孔子，一个近代西欧唯物派的马克斯（思），他们的思想，当然冰炭难容了。新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偏说马克斯（思）是孔子的老同志，而倡着马克斯（思）进文庙的理论，这不是曲解旁通之见吗？我便以郭氏之矛，攻郭氏之盾；毕究（竟）马克斯（思）到底不能进文庙啊。”他对郭沫若此文的批评自有其道理，并非出自政治立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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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陶其情的论战中，巴金是打抱不平，从“半路里杀出来向郭氏疯狂地射击，不仅骂了郭氏‘数典忘祖’的罪过，还歪曲了恩格斯评考茨基氏的话作为斗争武器，确是一篇奇文”（贾植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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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26卷本《巴金全集》，值得作点介绍，以明真相。不过，《矛盾集》中也没有全收，仅仅是节录，甚至只是该文章的一个尾巴，是节外生枝的几句话，且看巴金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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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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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芾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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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复沫若的话已完了，现在再来附带说几句其他的话。沫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话“王道”，是“王道国家主义”。又说孔子的主张是和马克思相合的。这确实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说的话。我想沫若还是闭门“五年”把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译出来罢，“那时候或许还能够谈得更圆满一点。”然而现在沫若确不懂马克思主义。有名的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历程者，乃是这物质的资料之生产方法。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的生活反决定人类的意识。”假若沫若懂得这几句话，便不会说孔子的主张和马克思相合，也不会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的“王道”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发生于十九世纪，而不发生于十六世纪，或纪元前，究竟是什么缘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发达的产物。孔子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差太远，孔子的生活决不会使他有马克思那样的思想。便是沫若所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人的理想，意见，观念，简言之，即人的意识，随着他的物质生活的条件，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岂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吗？”（英文本三十九页）然而现在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武断说在春秋时代的那样物质的条件之下便发生了马克思那样的主义，这岂不是把他的祖师的“金言”忘在九霄云外，把他的祖师的经典抛在粪坑里去了吗？“这不消说可算得是天下的奇闻！”至于说古代井田制便是马克思的共产制（集产制），真是妙到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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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说：“像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自然呵，昂格思（恩格斯）批评马克思说，他的本性原来搅乱的，阴谋的，狭量的，专制的人物。莫斯特虽然尊重马克思，却也说马克思是一个野心家。马克思并且曾帮助俄法政府诬巴枯宁为俄政府的经理。马克思又是一个抄袭家。《共产党宣言》大部分都是从昆西太郎的《十九世纪民主主义宣言》抄改来的。他的哲家任务的理论，也是从路易布朗的书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是抄巴布夫，路易勃朗诸人的书的。《资本论》的大部分都是从亚丹斯密，李加图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抄来的，还从当时报纸上抄了一大部分的事实。这样“一页复一页，一章复一章”（用罗素语），无怪乎这部书有如此之厚呢！（想来沫若是不会骂马克思“炫学斗狠的”。）柴尔凯索夫批评马克思说：“他把亚丹斯密的用语变更了一下，而取其价值学说的全部……他给了弥尔以有产阶级的恶名，置其著作于社会主义者不可接近的地位，然而他的利润之最小限度之倾向的理论却又取之于弥尔。”（见柴氏《社会主义史》第十章《共党宣言的底本》）自然啊，这样伟大的人物做沫若的“祖师”也“当之无愧”，在沫若“也是事之不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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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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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原刊于民国十五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里转录《矛盾集》的节录，正是贾植芳所看到的，结尾还有一节是针对《洪水》编者说的，这里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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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拟在此纠缠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异同，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自有专家来谈。在我看来，郭沫若、陶其情和巴金，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是专家，都不配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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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好奇的，还是巴金指责马克思抄袭的问题。巴金当年似乎很关注马克思著作的负面批评，收集了很多对马克思著作不利之处，在这篇文章集中展示了一次。这与他当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无关系，但似乎也太缺乏自己的判断，只能说耳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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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毕竟是个作家，难说学者，其特点在这里也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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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贾植芳的日记，脱不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现在看看，也不无好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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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知己：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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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温源宁脱离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几个大学的教职，南下来到上海。因钱基博推荐，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聘为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英文版《中国评论》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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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起，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先后编发了《人物速写》《知交剪影》两个专栏，所刊很多都是自己所写，后来，温源宁把其中17篇抽出结集为《不够知己》出版。原书是英文，出中文版时，书名曾译为《一知半解》，钱锺书撰评时，把书名改译为《不够知己》，林语堂认为“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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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评该书是“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而“不够知己”这个书名，可以成为作者的一个免战牌：请原谅我说得不对，因为我和传主还不够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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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且说说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我下面引用的乃是江枫译本，先此声明。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题目是《哲人，胡适博士》，粗读此文，洋洋乎都是称赞胡适的话语，细按之，却知不然，果然有春秋笔法在。该文第一句：“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显然，在作者这种“少数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一个“厉害的对手”。这样的评价，与鲁迅的看法很相似。鲁迅《忆刘半农君》里有个著名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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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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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源宁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胡博士，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此语何解？很明显是说胡适其俗在骨，虽然是学者，而不改其俗人的本性也。温源宁还把胡适称为“哲人”，这个称呼，并不等同于哲学家，据温源宁解释，是那种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都有的人，可见并不是一个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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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源宁由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笔者按：1932年胡适就文学院院长职，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忽然放弃一切，南下沪滨，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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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在《胡适日记》中寻找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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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其31年到33年之间，日记中提起温源宁的有三处，可见两人的确不够知己，互动不多。其中一处是英文系主任的选举，胡适记载到，温源宁得二票，得票不多，其中一票还是校长蒋梦麟所投，这是1931年的事，当时胡适还不是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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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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