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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六逸为什么只选五个作家的作品？因为这是“模范小说”的选本，且谢六逸的眼光很高，看小说比较严苛，以他自己的话说，则是“墨线”划得高，在这个墨线以上的作家只有五位，不管合不合理，在谢六逸主观看来，就是这样。作为入选的五位作家之一，鲁迅承谢六逸看得起，自然高兴，怎么可能反而讥讽备至呢？岂不属于不识相了吗？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鲁迅不想和其余四人并列，以和他们为伍为耻。这不可能，因为鲁迅与茅盾、郁达夫都是好友，不可能因为谢六逸把他和他们合集而不满，且鲁迅排列首位，收入的作品又最多，正是他文坛地位不可动摇且得到肯定的象征，所以鲁迅不可能为了这个讽刺谢六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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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谢六逸有一定的私交，有书信往来，也向谢六逸主编的副刊投过稿，两人的关系虽然说不上莫逆，也并没有芥蒂，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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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上很多文章，都笼统地把鲁迅的《教授杂咏四首》标明写于1932年12月29日，这是荒谬的错误。试想，还没有见到谢六逸的序，怎么可能会产生根据这篇序而写成的诗？谢六逸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属于学者、编辑家，而非作家，即使是作家，也不过在二三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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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六逸作为选家，有自己的眼光，之所以这么严苛，或者应该强调一下，他选的是可以作为模范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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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源与鲁迅：没有交集，但有怨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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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胡山源，标榜“为文学而文学的”弥洒社主干。胡山源的一生与鲁迅没有交集（见面、通信都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与鲁迅不认识，也没有和他通过信，只间接地有往来”，然而，他对鲁迅却有着不小的怨艾。这怨艾源于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弥洒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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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导言中评价弥洒社和胡山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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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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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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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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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何为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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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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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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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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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 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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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来自鲁迅的评述，局外人和当事人看，或许会很不一样。我们会觉得对于弥洒社，鲁迅有褒有贬，说得比较客观、公正，甚至精辟。譬如说他们是有假想敌的，引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证据很足。评论他们的作品有唯美倾向，格局不大，也合乎事实。说这个团体的作品，基本只是速写而非小说，也很准确，最后揭出“最特出的是胡山源”，其《睡》是“笼罩全群的佳作”，这评价算得很高，而《樱桃花下》（笔者按：此处鲁迅有错，应为《碧桃花下》第三期），蕴含着“病的神经过敏”，是鲁迅阅读的感受。但在当事人的胡山源，他的观感却完全不同：“他捧我很高，也打我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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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胡山源的印象中，鲁迅对自己和弥洒社的评论，甚至有过一次改变，即收入初版《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和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后者被鲁迅或别人改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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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收入《文坛管窥》（副题：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一书中《鲁迅》（写于1973年）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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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初版《新文学大系》中的文字不是这样的；他捧我很高，也打我很重（原文无处可找，待以后找到了再录下）。不知这样的改动，是否出于他的亲笔，还是别人为他代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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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动中，看来作了版面的挖补，要凑满原来的字数，所以填上了几个弥洒社社员的名字，其中“张企留”还填成了“方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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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初版的《新文学大系》时，他那样地捧我，我觉得受之有愧，并且我并不以为《睡》是一篇小说。他又那样地打我，我也不敢领教。改笔，当然两方面的气势都大大地缓和了，使人容易接受些。不过他所说的“这面”、“那面”，我还不能领略他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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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源在《弥洒社的经过》一文（《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中提到这事，又说了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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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碧桃花下》批评，修改本似乎比初版本要口气缓和些，但也不免模糊些。我至今只觉得它是贬词，而不了解它的真意所在。初版本对我的评论，似乎要比修改本明确些，我至今还留有这个印象：捧得肉麻，骂得结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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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他的评论，我作我的创作，各行其事就是，没有与他往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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