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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研究文章都为徐懋庸辩解,认为他只是周扬麾下的刀斧手,拍马舞刀奔向老病垂暮的鲁迅,无非是为了“两个口号”之争。这么凶狠地“窝里斗”,究其实,只是一个善意的误会,都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何况过后,徐懋庸表达了悔意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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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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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逝世之后,徐懋庸写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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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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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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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挽联,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它是生者对死者哀悼和评价,一般内容都是对死者生前大事的颂扬或生者在与死者交往中的正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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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挽联中却不是这样。徐懋庸不无悻悻之意,他对已经过去的一幕,还是非常介怀的。即使在鲁迅去世、已经无言(无法应对)之后,徐懋庸纠结的,还是敌友之问:我和鲁迅是敌是友?他并不和很多作家那样当鲁迅是他人生的导师,而只是平起平坐的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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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成名很早,当1933年他才22岁时,就以一系列笔锋犀利、风格独特的杂文在文坛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一度被人当作是鲁迅的化名。鲁迅也对他寄予厚望,介绍他的《打杂集》出版并为之作序,这也催生了他骄矜之心。成名早而易,容易傲视群雄,视文坛前辈为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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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起,他们两人一度走得很近,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1933年11月15日开始与徐懋庸通信起,到1936年8月5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有书信52通。应该说,鲁迅有恩于徐懋庸,可算是他的文坛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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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徐懋庸的骄矜和自大,使他一向对鲁迅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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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鲁迅与徐懋庸的“蜜月期”中,徐懋庸也认为鲁迅“该骂”,他们之间的恩怨,并不始于1936年6月周扬推出的《关于国防文学》进而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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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4年6月20日的《人间世》第六期上,徐懋庸写了一篇《完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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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是“思想界的权威”,小说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齿太黄了,年纪太老了,气量也太小了:该骂。某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曾有重大的贡献,散文也做得可以佩服,可惜如今退隐了,不再领导青年了,做起打油诗来了,“晚节不全了”:该骂。某人是革命的,然而有一个情人。某人是爱国的,然而也爱读书。你是同路人么,但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萧伯纳么,但为什么不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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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徐懋庸认为“该骂”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周氏兄弟。老头子的一口黄牙是向来著名的,气量小是指他的喜欢骂人,至于说“小说做得成功”和“思想界的权威”,除了名闻中外的《阿Q正传》作者和左翼联盟盟主鲁迅之外,还有谁呢?毫无疑问,正是鲁迅的写照。换句话说,在徐懋庸和鲁迅交往密切的1934年,徐懋庸就已经觉得鲁迅落伍,在其笔下口诛笔伐了,鲁迅已经呼之欲出,只是未点明罢了。而鲁迅在信中说的这一句:“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徐懋庸’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似乎也有所指,并不完全针对徐懋庸的信,似乎还有两年前徐懋庸的这篇《完人》,譬如一口黄牙,岂不就是不从大处着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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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鲁迅,原是徐懋庸的自由,即使鲁迅于他有恩,他不领情,也不过是个人品性的问题。徐懋庸成名早,又不幸或说幸而成为左联的书记之一,颇有高自标置,不可一世之概,虽然杂文颇有“鲁迅风”,但性格上其实和鲁迅是不搭的,倒是颇近于如今所说的“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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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曾感概,自己是常遭这类进步青年不屑和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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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最高当局又变了主意,不仅“口号”从鲁,又把鲁迅树立为新文化的旗手、左翼的领袖,这就给徐懋庸带来了无穷的困扰: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反对鲁迅,即使是曾经有过,也等于站错了队,于是阴影笼罩了他此后的生命。1957年,徐懋庸就没能幸免,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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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里,恶化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必然导致周扬和胡风的恶斗,以及徐懋庸的尴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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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鲁迅照相的雪怀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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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6日,姚克陪鲁迅在雪怀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和一张正面半身照。鲁迅的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他去世后,放大用作遗像的正是那次拍摄的半身照。这家雪怀照相馆,据朋友告诉我,开在慈安里6号,现在的门牌是宁波路587弄6号,位于食品一店后面,并不在南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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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写过一篇《鲁迅先生的遗像》谈到他陪鲁迅到雪怀照相馆照相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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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新新公司,我提议到雪怀照相馆去摄影,一来他离新新公司很近,二来价钱也很便宜。于是我们就走到了雪怀。鲁迅先生进了摄影室,很幽默地向我说:“我想我是照不好的。五十开外的人了,要我照得像这样(他用手指着壁上挂的一张女像)好看,恐怕是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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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这一次照的像,照得总算不错,在我所见过的他的照像中要算最好的了——至少是最精神饱满的一帧。这次万国殡仪馆灵堂正中的鲁迅先生遗像就是从这一帧放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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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好了这张像之后,他又和我合摄了一张照,以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我曾赶到雪怀照相馆添印几帧,但照相馆的女掌柜说这两张照相的底片早已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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