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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冬剽窃俞平伯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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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雍和嘉诚秋拍，有一宗15件俞平伯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参拍，其中一页是“关于李辰冬”，这是俞平伯单方面谈两人关系的材料。俞平伯交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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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辰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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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冬，我本不认识，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去访周作人，其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怎么说的，总是玩笑讥讽。及客去后，周作人才告我，这个人就是李辰冬！这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向不喜欢奚落人的，更不愿意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这人是个坏蛋，鬼把戏很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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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得意、活跃。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去。请客目的总是约人写文章，正因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愿意再次得罪他。回想仿佛有过这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能说得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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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作过什么交涉，为出版书籍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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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196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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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应组织上要求，要俞平伯谈谈和李辰冬的交往而特意写的，全文不过四百余字，写在“文学评论杂志社”稿笺纸上。在文中，俞平伯讲了三件事，两件是和李辰冬的交往，一件是与李辰冬有关的红蓝书店的关系。总括来说：由于李辰冬剿袭了他的《红楼梦辨》，而他与李辰冬关系一开始就僵了。李辰冬后来又请了一次客，俞平伯去了，但具体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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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俞平伯单方面的说法，可信不可信，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首先，“文革”中的交代，且对方是台湾的所谓敌方人士，撇清关系保全自己是首要做的。如果够聪明的话，在无法对证的情况下，说得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这里俞平伯笔下的第一件事，如果是真的，可以看出李辰冬超常的涵养，或者真的心虚。面对俞平伯指责他的论文抄袭，李辰冬能不发一言，不为自己辩解一番，忍辱含羞就此告别？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抄袭，就基本人性而言，困兽犹斗，自不会默默忍受，不置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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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国内中文出版是1942年中正书局版，在俞平伯见周作人的“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只是以法文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据我所知，俞平伯不识法文，不知他何以仅仅根据有人告诉，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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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交代材料的第一句，更可见俞平伯麒麟皮下的马脚：“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这至少说明，李辰冬写有关“红学”的文章，认知与看法一开始就与俞平伯异趋且异趣，怎么可能到写博士论文时会来用“拿来主义”把现成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呢？所以，俞平伯的说法是前后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探究俞平伯说法的来源，本来就是捕风捉影，但有一点可以指出，自从20世纪50年代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后，李辰冬抄袭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博士一说，对于俞平伯的心理上多少是一种安慰，是值得骄傲的，他宁愿相信这种说法，以抵御社会上对他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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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内遭遇批判，我的研究却由他人的剽窃抄袭而被国际社会肯定。你们可不要小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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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28日，俞平伯写信给周作人，也持此说：“平前作《红楼梦辨》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也是他在饱受批判之后的一点自我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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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俞平伯抗战期间一直滞留北京（当年叫北平），容或未见此书，以致一直有这样自负的臆想。其实，两书完全不是一回事甚明，令人想起陈源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料》抄袭盐谷温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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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俞平伯笔下的李辰冬，面对俞平伯的“玩笑讥讽”，一个鬼把戏很多的坏人（俞平伯语），竟然含默隐忍，过了很多年还请俞平伯赴宴，请他撰文？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但李辰冬应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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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所谓的“抄袭”疑案中，李辰冬并无一言辩白，原因应该是他并不在场，根本就蒙在鼓里，不知不觉，自然无从言说，且也不必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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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全盘否认俞平伯的这段交代，还是有一点真实的情节：俞平伯和李辰冬有一定的交往。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李辰冬在20年代初是燕京大学学生，30年代中期也同样任教燕京大学，到卢沟桥事变之后才南下，抗战后重回北平，两人做过同事，虽然俞平伯已刊的20世纪30年代不全的《秋荔亭日记》（一至三），尚未见关于李辰冬的记载。即使如他所述的第一次会面，叙述之中，也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即俞平伯把时间先后互换了。俞平伯去拜访周作人，见到一个人。这人见有人来访，就此告辞。俞平伯和周作人谈到李辰冬，周作人告诉他刚才告辞的那位，正是李辰冬。这样才比较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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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在史料学上，其价值值得怀疑，要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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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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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28日傍晚时分，在上海威海卫路，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刺杀案。两天后，上海《申报》第十版以这样的题目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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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寓所之暗杀案 弹伤李之旧部吕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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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印泉自广东来沪后闭户读书，乃近闻反对党暗中图谋，拟函请捕房派印捕一人来寓守望，尚未实行，而二十八日午后六时许，有三人闯入威海卫路李君之寓所。寓中有李君旧部吕六韬，号渭仙者。与军士熊某出面询问来人，称系寻李督办者。时李君本不在寓，吕又见其来意不善，乃谢绝之。其三人中一人即声言，我一人去会，并欲径自上楼。吕云：李督办实不在此。其一人高声呵斥，并出手枪向吕连发两响，一枪中吕喉部，吕即倒于地上，其站立门外之一人，又以一枪指熊军士，而发未中。寓中人群集救视伤者，刺客乃乘机逸去，现吕已送医院治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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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则报道，当时有三人前来行刺，共开了三枪，其中两枪打中李根源秘书长吕渭仙，一枪打向熊军士而未中，而他们的真正目标却是恰好不在场的李根源。又，报道还称，李根源事前已经风闻有人会对他不利，正想写信请英租界当局派“红头阿三”来寓所站岗，尚未实行，刺客已经先行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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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冲人，他是早期同盟会成员，政学系大老。他最为世人熟知的，乃是朱德的老师和苏州的超级士绅这两点。其实，他在民初政坛逐鹿中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是岑春煊的得力助手，在政见上独树一帜，与袁世凯、孙中山均不合。1913年9月，李根源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次年4月，李根源随岑春煊从日本归国，任两广都司令部副都参谋。在反袁中，他和孙中山立场一致。袁世凯死后，李根源随即促使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段祺瑞联合，迫使孙中山下野。1920年，孙中山卷土重来，联合陈炯明、唐继尧等，迫使岑春煊、李根源等政学系大老下野。岑、李不得已躲进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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