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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又回忆起廿一日在总督府签押房，有一副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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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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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总是在签押房会客，这副对联，大概是南皮的自况吧，这样自大自满的人，能是大清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李超琼最后在日记中说：吾不可不谋退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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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超琼加入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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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张一麐，总忘不了提到他在甲午战争之后，在苏州组织苏学会事，但又语焉不详。作为维新运动中风起云涌的维新社团组织，苏学会远不及强学会、报国会等社团著名，只是一个地方性、小范围的同人组织，因此几乎没有人研究及此。对于苏学会的成立时间、成立地点、人员组成、社团宗旨诸方面都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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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李超琼日记》，时任元和县令的李超琼，居然以父母官之尊，参加了尚是举人的张一麐等成立的苏学会的成立大会，他日记所载，为当年苏学会的成立留下了一段珍贵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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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十（阴历）李超琼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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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十日 丙寅 阴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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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客之便，至文忠烈祠堂，以苏省人士约为苏学会，是日就祠议事，即肇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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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一麐昆仲在《时务报》上刊登的《苏学会公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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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织苏学会，是“多购书籍，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论”“不开标榜之门，力屏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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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乃顾炎武，校邠即冯桂芬，因此以上宗旨，多少带点提倡士节和学习西方的维新意味，但他们又很谨慎，尽量不让人多作别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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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参加的就是成立大会。成立地点是文忠烈公祠，即苏州文天祥祠堂也。文忠烈公祠在旧学前。选择这个地点，李超琼没说，不知他意识到没有，其实是有含义的。文天祥是抗元而死的，而当时也正处于“异族”统治，对清朝统治的厌恶已经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意识中逐步建立，选择在文天祥祠堂建立苏学会，不能言宣却肯定暗含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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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日记没有写到具体的过程和议事的内容，未免遗憾。不过，随后的议论也值得一看：“会之一事，国朝二百余年以为大禁。前明如东林、几社、复社诸会，士大夫咸以为口实而交讥之，然士气不振由于士志之不孚，果能联络气类以相切劘，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切身之计，则相观而善，裨益正非浅鲜。古人所谓匹夫之贱亦有责焉者，何况表率齐民列胶庠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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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曾严禁社团与集会，士人之间除了科举、冶游，一般并无志同道合的议论朝政的结合，故有清一代士气萎靡，远不及明朝振拔。李超琼也明显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指出，如果在甲午残败之后能组织社团“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切身之计”来救济之，对恢复士气大有好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列胶庠”可以作民众表率的人更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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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举也，同人闻者多非之，余独为之心折，故不谋于同官而独诣焉。”相比同时代的官吏，李超琼明显比较开明，甚至满清末年之弊，必须进行改革，他作为父母官，以自己的参加做了对苏学会最好的帮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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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始诸君，则张孝廉一麐、一鹏昆季，固年家子也。邹紫东吏部（嘉来）则甫识面者也。其余二三十人，虽未一一通姓字，固知其皆志士也，相坐与谈少顷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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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琼点明创始人就是张一麐兄弟，都是他“同年”（指张氏昆仲的父亲张是彝和李超琼同是光绪六年庚辰科）的后代。邹嘉来（1853—1921），字孟方，号紫东，自号遗盦。清末民初政治人物。进士翰林，累迁至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这年邹嘉来尚是吏部主事（按当是礼部主事）。除了这三个人外，最早参加苏学会的还有二三十人。作为元和县的父母官，李超琼是现管，且大概也就他一个“现管”敢于加入初生的“苏学会”，他的开明就表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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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麐在其自传性质的笔记《古红梅阁笔记》里则这样说：“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余在里中约同志设苏学会。始设于旧学前文丞相祠，元和令李紫璈年丈实左右之。是时，风气初开，长老惊诧，至有‘戾气所钟’之考语。”这里张一麐直认李超琼是他们背后的靠山，确实，几个月后，李超琼又切实地帮了他们一把，张氏昆仲在唐家巷设小学，李超琼做主把“无忌堂”拨给了他们，苏学会随即也迁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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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少符合事实，虽然李的日记中并没有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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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龙祠李超琼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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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891年）夏，苏州久旱无雨，时任元和县令的李超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民众求雨，当年神道设教，不讲人定胜天，还是老老实实祈求神灵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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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五月，苏州官吏已经把光福的铜观音请到了沧浪亭里，朝夕拈香祝祷，还到城隍庙等处行香祈祷，总算下了大雨，六月初二，把铜观音送回了光福。不过，到了七月，苏州的旱灾依然严重，刚送回光福的铜观音似乎不好再请其“出山”，于是，除了继续在城隍庙祷祝外，在南园的五龙祠的重要性瞬间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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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四，正是立秋日。李超琼早早起来，先到城隍庙求雨，随后马不停蹄来到了五龙神祠。行香祷雨一番，不过这一天，天气晴好，并无风情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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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天气还是晴热，李超琼“辰起，诣郡、邑城隍暨五龙祠再祷”。饭后，李超琼的思想还在考虑下雨的问题，就写了首《再起伏龙行》的长诗。他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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