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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日记又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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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寿鸿言,芸阁有杂纂抄本三百册押于湖南易氏,价三百元。公达已备百五十元,欲乞芸阁旧友筹足三百,先赎此稿,再议校刊。余以语刘聚卿;聚卿言:尝与芸阁同船,谈及此事,次年芸阁遂殁矣。今徐积余乃芸阁门生,感旧颇挚,可与商之。积余日内赴通州,十四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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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里记载,文芸阁的著作共有三百册之多,他去世后,都质押于湖南易氏处。所谓质押,乃是当铺性质,不过是临时易钱,在一定的期限内,还可以赎回。文公达(笔者按:文廷式后代或族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自己出钱一百五十元,再请文芸阁的旧友筹一百五十元,准备在期限之前赎回遗著,再考虑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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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说是“抄本”,恐误,当系稿本,如仅仅是抄本,则另有原稿,既不能质押,也不必赎回了。这些稿本是文芸阁生前就质押的,所以1903年,刘聚卿在船上和文氏相遇,就谈起此事了。徐积余,即徐乃昌,是文廷式的门生,郑孝胥想请他为自己老师出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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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2日《郑孝胥日记》又谈到这份原稿:作马剑秋书,为文芸阁遗稿转押商务印书馆事。这句记载,说明郑孝胥已经和商务印书馆联系,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把文氏的遗著都收下来,从湖南易氏处转到商务印书馆来。这样就无须文芸阁旧友出钱了,也不必联系徐乃昌,文公达的一百五十元也不必了,并且,转到商务印书馆的好处是,出版有望。这里马剑秋,即是上面提到的马寿鸿。郑孝胥写信把商务印书馆的意思告知马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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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就接到马剑秋的回信。《郑孝胥日记》1月3日载:“至印书馆,以马剑秋函交拔可。”拔可是李宣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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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阁的三百册遗著原稿,就这样从湖南易氏手里,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其3月21日日记道:菊生交来湘馆所押文芸阁杂著名《纯常子枝语》者,凡十本,皆札记体,其书未成,云共有四十一本,欲售四百元,今押于湘馆二百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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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决定转押这些原稿,由长沙的商务印书馆湖南分馆就近出手,用二百六十元,从易氏手里获得了这些原稿。湘馆先把一部分原稿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读后发现,《纯常子枝语》“皆札记体,其书未成”,而就是这样未完成的四十一册《纯常子枝语》,文氏后代要售四百元。张元济随后把其中十册《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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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郑孝胥又记道:“阅文芸阁所著《纯常子枝语》十本,其书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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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这里简单的记载,张元济把十本《纯常子枝语》交给郑孝胥,似乎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在内。因此日记中两次强调了“其书未成”,这大概也就是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排印出版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很可能因此而没有收下文芸阁所有稿本,这些稿本最后辗转被徐行可收下,其中《纯常子枝语》在陈群手里出版了,这已经是194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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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与“三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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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人都是喜欢显摆的。自己有些什么东西,总忍不住要公之于众,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其实,大家未必能分享这种快乐,或许反而增添羡慕嫉妒恨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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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藏书家来说吧,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吴县黄丕烈百宋一廛,陈揆因得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刘赓《稽瑞》一书,而名“稽瑞楼”。刘世珩因得宋刻王应麟《玉海》一书,而名“玉海堂”。蒋汝藻得宋刻周密《草窗韵语》而名“密韵楼”。杨以增以藏宋刻《毛诗 》《周礼》《仪礼》《礼记》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名“四经四史之斋”。袁克文以藏宋刻《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孝经》《到论语》《孟子》,而名“八经室”。他们都很得意地把自己的好东西放在台面上,结果自然都过眼云烟,换了主人。当然,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有散也很正常,但由于他们的显摆,也因此换来后人的叹息,反而给人留下很不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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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要说的邓邦述,也是相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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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藏书家,邓邦述的好书也用这种方式来显摆过。光绪三十二年,邓邦述在上海获得黄丕烈收藏的宋本《李群玉集》(李群玉)、《碧云集》(李中)两部唐人集子,上面有文征明、徐乾学、金俊明、季振宜、黄丕烈等人的藏书印记,遂名其书楼为“群碧楼”“双沤居”和“披玉云斋”。后来又得到宋刻《披沙集》(李推官),因三书作者均李姓而得意地命名为“三李庵”。邓邦述卖掉“三李”之后,本来可以说藏书生涯大受打击,却还是不能猛省,又得到孟郊、贾岛两集的明刻本,取“郊寒岛瘦”之意,又为自己的书房取名“寒瘦山房”。文人积习,易循故道而不能更易,因此,我每过邓氏颓败之故居,每心中回想起“三李”之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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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岁暮,邓邦述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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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邦述不懂量入为出,平常散漫使钱,大手大脚惯了,特别是对自己的心爱之物,他总是一掷千金而不吝,结果到过年,周转不灵,各处上门收账,邓邦述无从应付,总是先想到门人、朋友,靠借贷渡过难关。然而,1927年岁暮,他的窟窿大了,要二万多才能弥补这个亏空。邓邦述书空咄咄,在三李堂里团团打转,猛想到箧中有石涛大幅山水四帧,系故宫旧物,只得忍痛割爱,拿出来卖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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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来古董商,把石涛给他估价。古董商考虑到这是万元以上的交易,万一看错了,后悔莫及,对邓邦述说:得让我先给顾鹤逸鉴定鉴定,再作定夺。邓邦述没办法,急着出手,只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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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蟫史《书林逸话》云:“顾见此画,啧啧大叹赏,终忽改口曰:精诚精矣,然转恨其为太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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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鹤逸这一转语,让古董商心惊不已。什么叫太精? 还是“恨其太精”,这话说得大有回味余地,古董商可不敢冒此风险,拿着石涛就以钱不能凑手,回复了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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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邓邦述要跳脚了,眼看已经送灶了,不日就是除夕将临,手头没钱的话,这个年该怎么过呢?大户人家的架子是不能倒的,怎么办?邓邦述最终想到了“三李”,非此不足以弥补亏空,度过这个岁末年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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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宋本,可是无价之宝,更是邓邦述挚爱之物,从他把自己的藏书楼命为“三李堂”就可见端倪,但最好的东西,也敌不过人要生活,要体面地过日子啊。他想来想去,目前这个状况下,要在年前拿到钱,大概只有售给国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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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即锁定了中央研究院和蔡孑民院长。他马上修书一封,愿以此三书,易三万金为度岁资。蔡元培得到邓邦述这份救急信,一方面要为老友解难,一方面,这三书实在是罕见的宝物,送上门来,岂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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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未免有点乘人之危,当然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学术,为国家。他“汇寄二万五千金与老人,另附捐助研究院基金二万五千金收据一纸,合五万元,为研究院收。”就这样,邓邦述从此摘下了“三李堂”的牌子,用“三李”换来的钱,好好地过了一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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