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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评陈寅恪《评〈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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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词学家夏承焘写了一篇《评〈长恨歌〉》，后来发表在1949年4月10日出版的《国文月刊》第78期上，该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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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初源自1948年夏他的一次演讲，其后记说：“客夏，在永嘉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讲《长恨歌与琵琶行》”，夏承焘把其中讲《长恨歌》部分，经增删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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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演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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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回才看清楚，瞿禅的相貌有点像罗汉，天五则长身白皙，皆是可亲的人，说话行事，愈是久后，愈叫人敬重。是时尚在暑假期内，一晚温中请瞿禅讲《长恨歌》，我亦去听。瞿禅讲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对于刚才的讲演我也不赞，而只是看着他的人不胜爱惜。我道：“你无有不足，但愿你保摄身体。古诗里常有努力加餐饭，原来对着好人，当真只可以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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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在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记载了这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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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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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属专科以上学生联艺会）会散，嘉仪君谓欲为予作笔记，取谷超豪君所记去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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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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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嘉仪送长恨歌、琵琶行讲记来，谓费两日力，几为之成病。嘉仪时时引佛经证成予说。全文七千言，嘉仪自注者二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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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作点解释：后记中的“永嘉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当是“温属专科以上学生联艺会”之误，毕竟日记是当下记录，比较靠得住，后记所说是事后回忆。演讲会场在温州中学，所以胡兰成径书“温中”。瞿禅即夏承焘，天五即吴天五，嘉仪即张嘉仪，当年胡兰成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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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日记可知，夏承焘此文，当系根据谷超豪记录增删而成，并没用张嘉仪之记录。谷超豪后来成为数学家，当然看来对人文兴趣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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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夏承焘的这篇《评〈长恨歌〉》，是完全针对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而来，但从副题可知，夏承焘此作心中有陈文在。对于《长恨歌》而言，夏的看法与陈不同，他得自抒己见，乃有《评〈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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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从《清华学报》上看到陈文，首先肯定了陈寅恪“著书精于用思”和“多所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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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见《清华学报》十四卷一期载陈寅恪教授《长恨歌笺证》，为《元白诗笺证》之一。陈君著书，精于用思，巨著如《隋唐制度源流》，小品如《读莺莺传》，皆以多所创见，腾声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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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话音一转，就开始批评陈寅恪笺证中的“过深过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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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陈君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如此文引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玄宗、杨妃传“既而四军不散”之语，谓“至德以前，有四军而无六军”，指白诗“六军不发无奈何”之句为失实。夫天子六军，沿用已久，文人习语，何必过事吹求，此失之过深；又如考霓裳舞一章，文繁不杀，可裁篇别出，则失之过琐；然此在全文，犹为枝节，不关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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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寅恪文章过于深求和琐屑的问题，不是单单夏承焘有这样的感受，钱锺书也这样看。如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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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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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致傅璇琮的信中，钱锺书直指陈寅恪为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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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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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的钱锺书不喜同样是诗人的陈寅恪考证之“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而同样是诗人（词，诗之余也）的夏承焘，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有“过深过琐”之病，两人正是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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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方面，夏承焘对陈寅恪在笺证中提出的“歌传合一”的说法也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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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认为：“《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言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制，诗句，传文之佳胜，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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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评曰：总之：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元和古文与小说有关系之说，诚治文史者未有之妙谛，而必以元、白风人之诗，附和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象外，反失环中。此陈君论白“歌”文体之一事，予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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