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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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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嘉仪送长恨歌、琵琶行讲记来，谓费两日力，几为之成病。嘉仪时时引佛经证成予说。全文七千言，嘉仪自注者二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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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作点解释：后记中的“永嘉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当是“温属专科以上学生联艺会”之误，毕竟日记是当下记录，比较靠得住，后记所说是事后回忆。演讲会场在温州中学，所以胡兰成径书“温中”。瞿禅即夏承焘，天五即吴天五，嘉仪即张嘉仪，当年胡兰成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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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日记可知，夏承焘此文，当系根据谷超豪记录增删而成，并没用张嘉仪之记录。谷超豪后来成为数学家，当然看来对人文兴趣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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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夏承焘的这篇《评〈长恨歌〉》，是完全针对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而来，但从副题可知，夏承焘此作心中有陈文在。对于《长恨歌》而言，夏的看法与陈不同，他得自抒己见，乃有《评〈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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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从《清华学报》上看到陈文，首先肯定了陈寅恪“著书精于用思”和“多所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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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见《清华学报》十四卷一期载陈寅恪教授《长恨歌笺证》，为《元白诗笺证》之一。陈君著书，精于用思，巨著如《隋唐制度源流》，小品如《读莺莺传》，皆以多所创见，腾声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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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话音一转，就开始批评陈寅恪笺证中的“过深过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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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陈君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如此文引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玄宗、杨妃传“既而四军不散”之语，谓“至德以前，有四军而无六军”，指白诗“六军不发无奈何”之句为失实。夫天子六军，沿用已久，文人习语，何必过事吹求，此失之过深；又如考霓裳舞一章，文繁不杀，可裁篇别出，则失之过琐；然此在全文，犹为枝节，不关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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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寅恪文章过于深求和琐屑的问题，不是单单夏承焘有这样的感受，钱锺书也这样看。如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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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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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致傅璇琮的信中，钱锺书直指陈寅恪为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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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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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的钱锺书不喜同样是诗人的陈寅恪考证之“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而同样是诗人（词，诗之余也）的夏承焘，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有“过深过琐”之病，两人正是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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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方面，夏承焘对陈寅恪在笺证中提出的“歌传合一”的说法也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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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认为：“《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言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制，诗句，传文之佳胜，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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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评曰：总之：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元和古文与小说有关系之说，诚治文史者未有之妙谛，而必以元、白风人之诗，附和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象外，反失环中。此陈君论白“歌”文体之一事，予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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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也可以让人联想到钱锺书《槐聚诗存·序》所言：“矜诩创获，凿空索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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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后记，夏承焘再谈陈寅恪笺证云：“窃以为陈氏此文，如但留其考证部分，则与其《韩愈与唐代小说》，离之双美，各成茂制；惜其过求幼眇，欲证甚深，反成未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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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写作《评〈长恨歌〉》早于钱锺书所评。我们知道，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初刊于1950年11月，由广州的清华印书馆印刷，乃是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而夏承焘作此文时尚未见全书可知。而钱锺书曾得到陈寅恪的签赠，也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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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此前，夏承焘曾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评价极高。其1943 年 11 月 13 日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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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慕蹇处见商务新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略翻一过，极佩其精博。近日治中古史者，诚卓然一大家。予曩年妄欲治宋史，见此杰作，可以缩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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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承焘读了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大部分笔记后，仍然持与《评〈长恨歌〉》相近的看法：甚琐。其1949 年 3 月4 日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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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恂处借来其友人戎女士在西南联大听陈寅恪讲授笔记，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其甚可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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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夏承焘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从学术出发，颇理性而一贯，是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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