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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秦朝的祖先伯翳，曾在唐尧、虞舜的时代立过功勋，被封给土地，受赐姓嬴。到夏末殷初，他们就衰微分散了。西周末年，秦国兴起，在西部边境建起了都城。缪公之后，秦国逐渐蚕食其他诸侯国，最终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为功业比五帝伟大、地盘比三王宽广，于是便不愿意和他们并列。关于秦王朝兴亡的事情，贾生评论的话说得多好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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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兼并统一了六国，在崤山以东设置了三十多个郡。他修筑边防，占据着险要地势，派精兵强将严加把守。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戍卒，振臂一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只有锄把和木棍；没有给养，只能是看到哪有人家就到哪吃点，却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却是险阻来不及防守，关卡桥梁来不及关闭，长戟来不及挥舞，强弓来不及发射。楚军深入，与秦军在鸿门交战，连篱笆一样的阻碍都不曾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兵，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朝群臣之不可信，由此可见一斑。子婴继位为王，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稍有一点才能，再有一个中等才智的帮手，那么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而维持秦国本土的安全是可以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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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黄河环绕，这形成了坚固的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缪公以来，直到秦王，二十多个国君，总能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当时，各国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勇气、力量、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从匹夫起家，以利益相结合，没有远古明君的德行。他们结交不亲密，上下不齐心；他们名义上是要灭亡秦朝，实际上是想谋取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自动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子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最后却成了人家的俘虏，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不正确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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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自以为是，不听群臣的意见，错了也不求改变。秦二世沿袭了这种作风，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政治危机。子婴危境孤立，得不到亲人的帮助，却又柔弱而没有大臣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难道不应该灭亡吗？这个时期，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匡正主上的过错，就是由于秦朝有许多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处决了。所以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叠着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谏言。因此，三代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这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政路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了公卿、大夫和士，来修订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当一个帝王的统治力量强大时，他可以亲自平定叛乱，使天下人心归顺；当一个帝王的统治力量薄弱时，由霸主代表帝王进行征讨，诸侯们也能够归顺；当一个帝王的统治力量削弱时，由于旧有的法令制度尚存，所以还能维持内外不发生叛乱，国家不亡。而秦朝则不然，在它统治强盛的时候，法令严酷，人民恐惧；当它衰微的时候，人心就开始愤怒，于是四海就开始动乱了。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治国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治国理念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君子治理国家，应该研究历史，考察国情，并参照人情事理，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历史规律，最终决策出当前到底应该怎么做，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这样，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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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凭借崤山、函谷关地势的险要，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齐心，坚固本土的防守而觊觎周朝的政权。他们心怀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意图，有着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雄心。当时，商君辅佐他，内立法度，努力耕种纺织，整治作战守备；对外实行连衡，挑起诸侯之间的争斗，于是秦国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黄河西岸的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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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死后，惠王、武王继承原有的基业，遵循孝公留下来的策略，向南兼并了汉中，向西夺得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并占据了一些险要的郡县。诸侯恐惧，联合起来商议，谋划削弱秦国，不吝惜珍贵的器物珍宝和肥美的土地，来招揽天下的人才，合纵结交，相互结成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贤明智慧而忠实可靠，宽厚爱人，尊贤重士，重用能人，他们结约合纵，拆散连衡，聚合起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众多军队。当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些人为联盟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些人为他们沟通各国的意见，有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些人为他们统率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国的土地，百万的军队，闯过关隘攻打秦国。秦人开关迎敌，九国的军队徘徊观望，四散奔逃，不敢前进。秦国没有损失一根箭杆、一个箭头，而各国诸侯却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了。于是东方的合纵联盟土崩瓦解，各国又继续争着割让地盘以侍奉秦国。这就使得秦国有余力乘他们困敝时制服他们，追逐败逃之敌，以致伏尸百万，血流可以漂起盾牌。秦国趁着有利的形势，控制了天下，切割诸侯土地，使得强国请求归服，弱国入秦朝拜。王位传到孝文王、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国家也没有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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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始皇，他继承了六代先人留下来的功业，举起长鞭驾驭各国，吞并了东周、西周，消灭了各诸侯，登临皇帝之位，统一了整个天下，用残酷的刑罚统治全国，声威震动四海。他又向南夺取了百越的土地，设置了桂林郡、象郡，使百越的君主俯首系颈，把性命交给秦国的狱吏。他派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戍守边防，驱赶匈奴后退了七百多里，使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六国之士不敢张弓报仇。于是他废除先王的法度，烧毁百家的著作，想以此愚弄百姓。他拆毁名城，杀戮豪杰，收缴天下兵器聚集到咸阳，熔铸成大钟和十二尊大铜人，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他开辟华山筑成城堡，凭借黄河作为渡口，据守亿丈高城及深不可测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有良将强弩把守险关要塞，有忠诚的大臣及训练有素的部队手执锐器，谁人能奈我何？天下已经安定。秦始皇以为关中的坚固犹如铜墙铁壁一般，自以为帝王的万世基业，可以子子孙孙永远传承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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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已经死了，但他的余威还震慑着整个社会。陈涉，只不过是个穷人家的儿子，也是个农民，被征服役的戍卒。论才能，他赶不上一般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他只是被发配劳役中的一员，一个只顾低头赶路的士卒头目。他带领着几百名疲劳而又杂乱无章的士卒，转掉矛头攻打秦朝。他们砍下树枝做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结果天下人云集响应，纷纷背负干粮，像影不离身一样跟随着他，于是崤山以东等地的豪杰都同时起兵，最终将秦王朝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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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秦朝的天下并没有比以前变小变弱，雍州的土地、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仍然像以前一样。陈涉的地位，比不上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国君那么尊贵，锄头木棍，不如钩戟、长矛锋利；流放守边的人众，不如九国的军队强大；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不如以前的谋士高明，然而成功失败各不相同，功业成就完全相反。假使让崤山以东各国跟陈涉比比长短大小、量量权势实力，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然而秦国当年凭藉雍州这块小小的地盘，以一个诸侯的实力，控制了八州，使地位相等的诸侯来朝贡，已有一百多年了。后来秦统一了天下，以天下为家，以崤山和函谷关为宫殿，然而谁会想到一个普通人的带头发难，就使得秦之宗庙被毁、国家灭亡，皇子皇孙死在他人手中，让天下人耻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秦不施行仁义，不懂得夺取天下跟守住天下的形势与策略是不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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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全国，兼并诸侯，临朝称帝，以此来治理天下，天下的士人如草随风一样纷纷归顺，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近古以来，已经很久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了。自从周王室衰微，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于是诸侯间凭借武力互相征伐，以强凌弱，以多欺少，战争连年不止，人民困苦无期。现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使天下有了天子。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希望从此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因此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朝应该保住权威，稳定功业，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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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怀着一种贪婪自私的心思，常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只注重个人私权；焚毁圣贤典籍，实行严刑酷法；只重视凭借诡诈权势，把仁义道德抛在脑后，把严刑峻法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现兼并天下，往往需要重视谋略和实力；安定国家，往往需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取天下和保有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国结束了战国时代，统一了天下，但它的方针没改，它的政策没变，也就是说它夺取天下和守护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变化。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汲取前代的治国经验教训，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马上就有亡国的忧患啊。夏、商、周三代就是因为懂得取天下与守天下的不同，所以他们才能够名扬四海、功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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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希望他能改一改政策。寒冷的人穿上短袄就觉得温暖，饥饿的人吃上糟糠就觉得香甜，天下饥寒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实施德政的好机会。这就是说劳苦的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民众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分地于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以礼待天下贤士；释放牢狱里的犯人，宽缓刑罚，免除去连坐等杂乱的刑罚，让罪犯各自回到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地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四海之内，民众都能安居乐业，他们就会厌恶发生变乱，即使有狡猾的百姓，也不会有背叛主上的心思，那么图谋不轨的臣子就无法掩饰他们的巧诈，而暴乱的奸谋也就止息了。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反而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自君侯公卿以下直到百姓，人人怀着自危的心理，都觉得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都不安于其位，动乱自然而然就容易发生了。因此陈涉虽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也没有公侯那样的尊贵，但是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有叛逆的臣子，也一定得不到帮助的力量。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秦二世贵为天子，拥有四海，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没能及时拨乱反正。这就是秦二世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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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即位，在位十二年。开始建造西畤。葬在西垂。生了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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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即位，住在西垂宫。五十年后去世，葬在西垂。生了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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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公没有登位就死了。生了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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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公在位十二年，住在西新邑。死后葬在衙邑。生了儿子武公、德公和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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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子在位六年，住在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领贼人在鄙衍刺杀了出子，葬在衙邑。武公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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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公在位二十年。住在平阳封宫。死后葬在宣阳聚的东南。这期间三个庶长因罪伏法被诛杀。德公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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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公在位二年。住在雍县大郑宫。生了儿子宣公、成公、缪公，死后葬在阳邑。开始规定伏日，以抵御热毒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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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公在位十二年。住在阳宫。死后葬在阳邑。开始记载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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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在位四年，住在雍县的宫中。死后葬在阳邑。齐国讨伐山戎、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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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公在位三十九年。天子承认他是诸侯的霸主。死后葬在雍县。缪公曾向宫中的侍卫人员学习。生了儿子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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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公在位十二年。住在雍邑高寝。葬在竘社。生了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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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公在位五年，住在雍邑高寝。葬在康公南面。生了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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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在位二十七年。住在雍邑太寝。葬在义里丘的北边。生了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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