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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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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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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礼的德行实在是太博大而盛美了！它统辖万物、役使众人，这怎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呢？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阅读夏、商、周三代礼制增减变革的文献资料，才知道古人是按照人情来制定礼仪规范，依照人性来建立人们的行事规则，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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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道理，千头万绪，但有条基本准则却始终贯穿其中，就是以仁义来诱导人们行事，并用刑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地位就尊贵；俸禄多的人享受荣耀恩宠，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肃大众的思想。人们乘坐车马，身体会感觉到舒适，于是因此将车装上金饰，在车辕横木上增添众多绚丽的饰品；眼睛爱看五彩美色，就在礼服上绣上各种花纹和色彩，使外表形态更美好；人的耳朵喜欢听钟磬等悦耳的声音，就调谐各种乐器的声音，来激荡人心；口舌喜欢品尝美味的食物，于是就烹调出各种或酸或咸的美味佳肴，以尽口味之美；人们喜爱各种珍贵、善美的器物，于是就以美玉制成圭璧，并加以琢磨，以顺人意。所以，在帝王乘坐的大路席上铺上蒲草；让人头戴皮帽身穿布裳；在瑟上装上红色丝弦，瑟底上通两孔；在祭祀大礼时不用五味的肉羹，而是以清水代酒作为上尊，以此来防止过分奢侈而导致败亡。所以，上至朝廷中的君臣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礼仪，每件事都要有恰当的规矩，每件器物的文饰都要有节制。孔子说：“鲁国的禘祭，第一次斟酒献尸主便次序颠倒，自那以后我不愿再观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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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衰落后，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人们便不再遵守身份职位等级，彼此互相逾越。管仲之家，便建立了三归台，尽显奢侈。那些遵守法度、坚持正道的人，被世人欺侮；那些过度奢侈、僭越等级的人，被认为是显赫荣耀。尽管子夏是孔子门下优秀的学生，但他仍然说：“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就感到欣悦；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就觉得快乐。二种心理在内心反复斗争，久久不能做出决断。”更何况中等平庸以下的人，受不良教育的不断浸染，以致被不良社会习气俘获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其名分。”但孔子的理念和卫国的现况不合。孔子死后，受业门人便逐渐被埋没而未被举用，有的到了齐、楚，有的到了黄河、海滨一带，这岂不令人痛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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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国统一了天下，将六国礼仪制度全部收罗，选择其中好的留用，虽与古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这与古代传统还是相同的。到汉高祖拥有天下之后，叔孙通对前代礼仪作了一些增减删改，大体上是依据秦朝旧制；上自天子的称号，下到大小官吏、宫室、官名，很少有所变更。孝文帝即位后，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要重定礼仪制度。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以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无益于天下治乱；治国要亲自以身作则，教化于民，所以没有采纳。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通晓当世政务和刑名学说，多次劝谏景帝说：“诸侯藩国，同样是天子的臣子，这是古今如一的制度。现在诸侯大国擅自专断，政令与中央相违，且不到京城来请示汇报，恐怕不能传法后世。”孝景帝采纳了他的计策，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景帝不得已杀了晁错，以解除时局的危难。此事详载于《袁盎晁错列传》中。自此以后，朝廷的官员只是用心结交朋友，安分守己地享用自己应得的俸禄而已，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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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皇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了熟悉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十几年也没能完成。有人说古代太平，百姓们和睦喜乐，吉祥的征兆纷纷降临，这才搜集风俗民情，制定礼仪。皇上听后，便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的，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但却都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按照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议事的人都称道远古的礼制，那百姓还有什么指望？汉朝作为一个朝代、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自己的典法制度流传，如何向后世子孙解释和交代？治化隆盛的君主往往心胸博大闳深，目标远大；治绩平庸的君主往往心胸偏窄狭隘，成不了事业。我怎能不发奋上进呢！”于是，在太初元年改定历法，变换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的礼仪作为常用制度，以供后世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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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由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怨愤，怨愤不能节制就会与人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会产生动乱。古代帝王厌恶国家动乱，于是才制定了礼仪来调节人们的欲望，供给人们的需求，使他们的欲望不执着于物质，物质也不会因欲望太盛而枯竭，二者相得益彰。这就是礼产生的端由。所以，礼就是养护的意思。稻粱等五味是养口的；椒兰香草是养鼻的；钟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耳的；雕刻纹饰是养目的；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笫几席是养身的。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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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又喜欢等级上的区别。所谓辨，就是指贵贱有等级、长少有差别，贫富轻重都有相称的待遇。因此，天子乘坐座席上铺着蒲草的大车，是为了保养身体；天子出行，身旁放着香草，是为了养鼻；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是为了养目；车动时，和铃与鸾铃声响，节奏缓和时如《武》、《象》舞曲，急骤时如《韶》、《濩》舞曲，是为了养耳。龙旗下，九旒低垂，是为了培养威信；战阵上，以兕牛皮为席，车上手握处雕成虎纹，用鲛鱼皮蒙马腹，雕龙文饰车轭，是为了培养威严；驾驭大车的马，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才能乘坐，是为了确保安全。谁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节，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知道，乐善好施反而是增加财富的道理？谁能知道谦恭辞让、循循多礼，是为了养护平安？谁能知道知书达礼、温文儒雅，是为了涵养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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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一意苟且求生，这样必定不能长生；如果一意苟且图利，这样必定会遭受其害；如果把懈怠和懒惰当作安逸，这样一定会招致危难；如果把恣情好胜当作快乐，这样一定会遭到毁灭。因此，圣人把性情统一于礼义之下，这样便能两全其美；如果把礼义统一于性情之下，那么两者都将齐失。所以儒家的学说可以使人得以两全其美，而墨家学说使人两者皆失。这是儒家与墨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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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是治理国家、辨别名分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富强巩固的根本办法；是天子威行天下的唯一道途，是事业功名的整体表现。王公遵行礼义，所以能统一天下，臣服诸侯；如果不遵行，必会丢失社稷、国破家亡。所以，有坚实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取胜；高峻的城墙、幽深的护城河不足以成为攻不破的防守；严酷的法令、繁多的刑罚不足以保持威严。遵循礼义办事，则事事成功；不遵循礼义办事，则事事皆废。楚人以鲛鱼革、犀牛皮、兕牛皮为衣甲，坚韧如同金石；用宛城制造的大铁矛，钻刺时锐利如蜂虿之尾；军队矫捷迅疾，士卒有如疾风骤雨般迅捷。然而最终仍兵败于垂涉，将军唐昧战死；庄蹻乘机起兵，楚国分而为四。这难道是楚国没有坚韧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吗？不是的，是它的统治者不懂得礼义之道的缘故啊！楚国以汝水、颍水为险阻，以长江、汉水为沟池，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为边境，然而当秦军打来时，鄢郢就好像摇落枯叶般被轻易攻占。这难道是鄢郢没有坚固的要塞和艰险可守吗？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殷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制造了炮烙刑具，杀害无罪之人，当时的臣民懔然畏惧，生死不保。然而周的军队一到，纣的命令虽然下达，但下面却不执行，再也不能驱使他的百姓了。难道是他的命令不够严厉，刑罚不够残酷吗？不是的，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没有遵循礼法之道的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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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战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和弓矢罢了。然而，尚未使用敌人就已经屈服了。不用修筑城墙，不用挖掘护城河，不用修建要塞，不用布置作战机动巧妙的器械，然而国家安定，不用担心外敌，坚固异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对百姓分财能均，使民以时，并且诚信爱民，所以百姓听命就如同影子随形，如同响声相应。偶尔有不服从命令的，便以刑罚处治他，老百姓自然就知道错了。所以，一人受刑而天下皆服；犯罪的人不怨恨上级，因为他知道是自己咎由自取。所以刑罚虽然少且简单，但君王的威令却推行无阻。没有其他的原因，是遵循礼义之道的缘故。所以，遵行礼义之道，那么万事能成；不遵循此道，那么什么事也办不成。古时帝尧治理天下时，仅仅杀了一个鲧，流放了共工和欢兜，天下就大治了，正如古书所说的“威令虽然猛厉却不必行使，刑罚虽然设立了却不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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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先祖，是种族的根本；君主和师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没有先祖，哪来的我们？没有君主和师长，国家怎么治理？三者缺一，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所以，礼义对上奉侍天，对下奉侍地，尊祖而敬师，这是它的三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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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诸侯受命于王，不敢怀有配天的想法；大夫、士尊奉诸侯为自己的常宗，不敢祭先祖，以此来区别亲疏贵贱。亲疏贵贱有别，就得到礼的根本了。郊祭属于天子，社祭可以到诸侯一级，可延及到士大夫阶层，这是为了分辨出地位高的人侍侍尊贵的天帝，地位低的人侍奉低微的鬼神，应该大的就大，应该小的就小。所以，天子可以奉侍七世之祖，诸侯可以奉侍五世之祖，大夫可以奉侍三世之祖，士人可以侍奉二世之祖，庶人不得立宗庙祭祀。这样做的用意，是为了表现积德厚的恩泽流布广、德薄的流布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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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庙中举行合祭祖先的大礼时，特别重视酒樽中要盛满清水代酒，祭器中要装着生鱼，先上不加调味的肉汁，这是表示尊重祖先的原始饮食。举行祭祀祖先的大礼时，重视盛着清水的祭器的陈设，同时再进献些淡酒供祖先饮用。进献食物时先上黄米和谷子，而供奉祖先的则是米饭和精细的粮食。每月祭祀祖先时，先上没有调味的肉汁，再享用各种佳肴。这样做表示既尊崇祖宗的原始饮食，又表示那些精美食品是给祖先先享用的。贵本所用粗粮是礼仪的形式体现，亲用所献精粮美食是要合乎实际的生活。二者统一，而后形成礼仪制度，是归本于远古时代的简约质朴，这叫尽善尽美，是礼的最高境界。所以酒樽中以水代酒为上，礼器中以进献生鱼为上，高脚盘中以进献不加调味的肉汁为上，三者都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根本。在祭物全部献上，祝官宣布大礼告成之前，代死人受祭的活人不可以饮食祭品，祭祀告成之后，代死人受祭的活人就不再尝俎器里的祭品了，三次劝食而不食，表示祭事完毕。婚礼时，尚未举行斋戒；在太庙祭祀时，代死人受祭的活人还未入庙；人刚去世还未举行小殓，这三者都是礼仪的开始，表示近古贵本，质朴而没有修饰。天子出行，乘的辂车用素净的车帷；天子冬天祭天时，要戴麻质的帽子；父母之丧，丧服的腰带要散垂着，这三者启示人要重视朴实无华。守三年之丧，恸哭失声而没有回环曲折的声调；演唱乐歌《清庙》时，一人领唱，只有三个人咏叹；奏乐时只悬挂一钟，崇尚中间填糠的皮制小鼓，弹奏带有红色的丝弦和底下两孔相通的琴瑟，三者都是表示音声要以平实质朴，崇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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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礼在最初时都是粗疏简略，以后便形成制度定下来，最后达到和悦人情世故的效果。所以，最完备的礼制，是人情与仪文形式都尽善尽美；其次是文胜于情或者情胜于文，二者相互交替；最次的是忽略礼仪形式，追寻人情的端由，以回归到远古时代质朴简约的形态。达到这种境界，能使天地合谐，日月清明，四时更迭有序，星辰运行正常，江河流动，万物昌盛，好恶有所节制，喜怒调节适宜。处在下位则和顺，处在上位则智慧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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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已经尽善尽美了！如果建立完备的礼制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那么天下就无人能随便增减它。礼义情文相符，首尾呼应，完备的仪文形式与最初的简约质朴相辅相成，完美的仪文形式足以区分长幼尊卑贵贱，细致入微的是非标准足以悦服人心。君子遵从礼制天下就能得到大治，相反就会招致动乱；遵从者得安定，不遵从者就会危亡。对于小人，礼制是不能约束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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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的仪文形式实在深奥啊，“坚白”与“同异”理论的辨析，放入礼义中来细微比较，它们就会站不住脚。礼本身实在太博大了，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乃狭隘、浅陋的理论，与礼相比，就会自愧渺小，望尘莫及。礼的状貌实在是崇高啊，那些粗暴傲慢、自以为高大的人，进入到礼中就会自惭坠亡。所以说如果把墨线摆放在这里，就不能以曲直来欺骗了；如果把秤挂在这里，就不能以轻重来欺骗了；如果把规矩置放在这里，就不能以方圆来欺骗了；君子详察礼制，就不能以诡诈虚伪的东西来欺骗他了。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秤锤是轻重的标准，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礼则是人道的标准。因此，不遵守礼制，不重视礼制的人，被称为无道之人；守礼者才配以礼相待，被称为守礼之士。能得礼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违情理，叫做善于思考；善于思考而又不改变礼法，叫做信念坚定。善于思考又信念坚定，加上对礼的无比爱好，那就是圣人了。天是最高的地方，地是最低的地方，日月是最明亮的物体，无穷无尽是广大到了极点的意思，圣人则是礼义之道做到极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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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以财物作为它的日用表现形式，以文彩作为区别贵贱的文饰，以数量多少作为区别上下等级的依据，以礼仪的丰简作为判定长幼尊卑贵贱的标准。仪节繁复、情欲平淡，这是礼仪隆重的表现；仪节减约、情欲繁多，这是礼仪减省的表现；仪文形式和人情互为表里，二者适中揉合，才是礼的正道。君子上能充分利用礼文的丰盛之美，下能充分体会礼文的简易之用，而中处处能符合正道之礼，缓急左右不失中和。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的规范，不管轻重缓急都守礼不离，因此君子守礼，就好像总是守着宫廷一样，不离不弃。能这样守护着礼的人，就是士君子；不能遵礼而行的，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处在礼的领域之中，既不像士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规矩，而是能深入全面地理解礼的规矩，随事曲直而变化，总是不失礼的次序，这样的人便是圣人。因此，圣人之所以德厚，就是学习礼仪长期积累的结果；圣人之所以伟大，是学习礼义广博的结果；圣人之所以道德高尚，是学习礼义修养深厚的结果；圣人之所以英明，是全面掌握了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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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乐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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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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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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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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