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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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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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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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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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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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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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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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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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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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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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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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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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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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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互相望得见邻近的国家，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为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为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相互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可以说是无法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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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我不了解，神农氏以前的情况。至于像《诗经》、《尚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的、看到最好看的，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才干、有权势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最后也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然后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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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楮木、竹子、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漆、盐、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桂花、梓树、生姜、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羊、牛、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满布的棋子。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养生、饮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物品获得，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能够高价出售低价的货物，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经营自己的本业各自努力，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岂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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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做工生产，就会缺少器具；商人不做买卖，就会断绝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的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山泽。”农、商、工、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富国，下可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绰绰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财物和人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在这儿。所以，齐国因能制作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泰山、东海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九个官府管理财政，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虽只是陪臣官位，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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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丰衣足食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在那里鱼就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市。”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往，为利而来。”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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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越王勾践在会稽山上被围困，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什么时候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会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会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通常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二十钱价格，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就要荒芜田地。粮食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就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蚀和腐败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短缺或过剩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其如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其如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去收买兵士能用重金，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雪耻报仇，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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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协助越王洗雪会稽被困之耻后，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而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就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把握时机并择用贤人。十九年间，他赚得千金之财三次，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谈论富翁时，后世都称颂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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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从那儿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在简陋的小巷子里隐居。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因为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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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土地资源的开发，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低价抛售过剩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漆、丝；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绵絮绢帛，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第二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有旱灾发生；第二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第二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第二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概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谷子增长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共甘同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获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很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仿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随便马虎行事就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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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则是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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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给他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送他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同诸大臣按规定时间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达好几代人独揽其利，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畜牧主、边鄙之人，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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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要道关卡，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诸侯、豪杰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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