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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与西楚地区风俗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习俗与闽中、于越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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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夏朝人居住之地是颍川、南阳。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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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有盐出产，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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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无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足自给。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桑麻五谷，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灵巧聪明，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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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划策出谋，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先登攻城，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蹈火赴汤，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称侠义，霸占侵吞，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掠夺追逐，不避禁令法律，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长袖舞动，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不远千里出外，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车辆马匹外出时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在深山大谷奔跑，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耳赤面红，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吏士官府，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当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个人的财富谋求增添。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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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什么是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俸禄官职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作“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年每户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访问诸侯、朝拜天子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吃喝玩乐随心所欲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一百六、七十头牛，养二百五十只羊，草泽里养二百五十口猪，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一千株成材大树。安邑有枣树千株；燕、秦有栗子树千株；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楸树千株；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万户人家、国内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茜草、栀子，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成为富足的这些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丰足取用。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儿女妻子瘦弱不堪，逢年过节祖宗鬼神无钱祭祀、无钱赠人路费、无钱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只能出卖劳力，因为没有钱财，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正常的道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所需物品即可取得，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这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就是不谈仁义，也足以感到羞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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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凡是编户的，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又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的不如做工，做工的不如经商，刺绣织绵的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酒一千瓮，醋一千缸，饮浆一千甔，屠宰牛羊猪皮一千张，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马车一百辆，一千辆牛车，涂漆木器一千件，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牛二百五十头，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漆一千斗，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腌咸鱼一千钧，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毛毡毯一千条，以及水果蔬菜一千种，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有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到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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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简略说明当时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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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的地方。同时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一点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却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谋计划，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致富有到了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游玩射猎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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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郑是自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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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成群结队的车马，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多达数千金财富，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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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民俗吝啬节俭，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抬头低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原因，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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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奴仆是齐地风俗，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他们，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成队的车马让他们乘坐，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且还能为他竭尽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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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周地居民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贩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地处齐、楚、秦、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路过乡里多次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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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道仓的守吏，是宣曲任氏的先祖。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于荥阳相峙，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任氏，因此任氏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牲畜、田地，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穿不吃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没有做完公事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表率，所以他们富有而得到皇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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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边疆地区之际，只有桥姚取得千匹马，二千头牛，一万只羊，以万钟计算的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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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里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国都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分晓，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给他们放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平定吴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高至本金十倍的利息，以此致富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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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的大贾富商，多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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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人都是与众不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取舍进退，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从事农业守财靠购置田产，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概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山林、手工、渔猎或经商的人，凭借财利和权势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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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致富的正路是精打细算、勤劳节俭，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靠它秦杨却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致富却靠它。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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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就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家财巨万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享乐。这是不是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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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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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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