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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二十四史的一部分，阅读人成为写作人，二十四史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这是其被永远保护和转换为资源化利用的唯一途径：历史文化遗产内化为一个人的身心实体的保护和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十四史长入未来；同时，后人对先人经典和形迹的读解、鉴赏和批评，可能迸发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本辞典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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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单纯从写作来说，二十四史的历史书写方式还要求你我永远琢磨挖掘，反复尝试，以自己的“太史公曰”，创造出新的历史作品。犹如朱东润老师写的《元好问传》，有人这样评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当乱世，存活为难。先生反对以今人之立场来评说古人，但对古人之失德，也认为无避隐之必要。这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立场，且得以贯彻始终。”（陈尚君《元好问的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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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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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蕴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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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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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导言：二十四史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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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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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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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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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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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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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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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我谓：“二十四史皆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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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专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y）认为，历史学独立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1]杜维运则认为：“世界出现过的史学，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为最大遗产……中西史学之外，世界上出现的史学，自然尚有，如阿拉伯史学即为其一，然皆难与中西史学分庭抗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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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以外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中，都不曾出现过类似二十四史这样一套历时千年延续不断、由群体创作而成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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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云“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易》、《春秋》与《诗》、《书》、《礼》、《乐》合为“六经”，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以继承“六经”作为使命。所以傅斯年尝谓，“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3]。无论是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或是历朝历代史官的编修，他们都怀着修撰经书般的虔诚，延续着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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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录、群体性的创作，也是一种群体性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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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记载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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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将之称为“二十四史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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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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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帝颛顼的时代，“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国历史记载的开端，可能缘于地理和天文的记录，《史记》的八书中就有《天官》和《河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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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之际，“大禹刊木，事炳虞书，西伯戡黎，功焕商典”（《宋书·自序》），中国的历史学由此诞生，并且延续数千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其先祖是周代的太史。太史，职责在于监测天象、考察人事，所以说“天文莫验于玑衡，人文莫证于简策。人主监天象之休咎，则必察乎玑衡之精。监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称”（《进辽史表》）。对天地的景仰，对人事的敬意，中国的历史学始终是严肃而庄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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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孔子作《春秋》，“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从天官到人道，从记录到编纂，从述往事到思来者，孔子将历史视为承袭历法与礼制的载体，怀有敬畏之心，赋予历史以新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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