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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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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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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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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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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我谓：“二十四史皆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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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专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y）认为，历史学独立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1]杜维运则认为：“世界出现过的史学，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为最大遗产……中西史学之外，世界上出现的史学，自然尚有，如阿拉伯史学即为其一，然皆难与中西史学分庭抗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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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以外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中，都不曾出现过类似二十四史这样一套历时千年延续不断、由群体创作而成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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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云“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易》、《春秋》与《诗》、《书》、《礼》、《乐》合为“六经”，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以继承“六经”作为使命。所以傅斯年尝谓，“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3]。无论是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或是历朝历代史官的编修，他们都怀着修撰经书般的虔诚，延续着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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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录、群体性的创作，也是一种群体性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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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记载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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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将之称为“二十四史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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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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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帝颛顼的时代，“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国历史记载的开端，可能缘于地理和天文的记录，《史记》的八书中就有《天官》和《河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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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之际，“大禹刊木，事炳虞书，西伯戡黎，功焕商典”（《宋书·自序》），中国的历史学由此诞生，并且延续数千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其先祖是周代的太史。太史，职责在于监测天象、考察人事，所以说“天文莫验于玑衡，人文莫证于简策。人主监天象之休咎，则必察乎玑衡之精。监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称”（《进辽史表》）。对天地的景仰，对人事的敬意，中国的历史学始终是严肃而庄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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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孔子作《春秋》，“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从天官到人道，从记录到编纂，从述往事到思来者，孔子将历史视为承袭历法与礼制的载体，怀有敬畏之心，赋予历史以新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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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历史学者所继承的，正是源于《春秋》、《史记》的虔诚精神，“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旧本魏书目录·序》），“信传信而疑传疑，仅克编摩于岁月；笔则笔而削则削，敢言褒贬于《春秋》。仰尘乙夜之观，期作千秋之鉴”（《进元史表》）。尤其是“（司马）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史记索隐·序》），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以人为本，以阐释历史为目的的著作，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意义非凡，让历史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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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降，许多史家在继承《春秋》精神的同时，也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例，形成了所谓的“正史”。“《正史》之名，见于《隋志》”，《隋书·经籍志》里列举了多达六十七部的纪传体史书及其注本。“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到了清高宗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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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止明朝崇祯十七年，共计三千余卷，约合四千余万字，所述历史超过四千年的“二十四史”终于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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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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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得以绵延千年，源于虔诚的传统，还有群体性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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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很早就成为一项国家的职能，设有专门的人员职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隋书·经籍志》也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记录历史和管理史籍的人员，拥有正式的官职，并且向职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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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司马迁）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家族世袭修史的传统，确保了记录历史的延续性和专业性，更是为这份职业增添了神秘与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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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所及，世有典籍，……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汉书·叙传》）历史，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编修纪传体史书向来是国家层面重要的文化项目。班固私修国史竟至入狱，唐代更是设立史馆编撰的制度，“（唐）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史通·古今正史》），从此“正史”更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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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也极为重视官修史书，并确立了相应的修史制度。元代“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对于辽、宋、金的“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咨达省每，送付史馆，以备采择”，甚至“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修三史诏》）。清代更是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编修《明史》，时间跨度九十余年，参与学者多至近二百人，声势规模蔚为可观。这不仅为了总结一代的兴衰，而且为了将正统合法，将正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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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史和正统走在一起，史书不再只是历史的记录，而是成为王朝的意志，成为官方的宣告，成为官修的教材。如此举全国学者群体之力组织编纂史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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