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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稳固的后方，刘邦放手武装起自己的队伍，时间不长便“复夺三秦定家邦”。张良与刘邦有一个共同点，即有洞察人心的高超本领。当展开与西楚集团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后，刘邦面临着合纵连横的战略抉择，“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此时又是张良为他廓清形势。“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最终事实验证了张良眼光的深邃，扶汉灭楚者正是这三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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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对刘邦的诸多劝谏中有两次分封的建议对炎汉集团的生死存亡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次是阻止复立六国苗裔。汉三年（前204年），项羽围刘邦于荥阳，成败只在弹指间，刘邦问计郦食其。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听了郦食其的高论击节叫好，“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张良这时来了，刘邦把计划托出，张良大惊：“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张良一口气说出了“八不可”，驳斥了这种想法。指出刘邦没有能力制项羽于死地；不能旌表贤者、封圣人墓庐；不能散国帑以赐贫穷；当前不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而且各方游士失去家园追随汉王左右，日夜盼望能有咫尺立锥之地，如果现在复兴六国，他们各归旧主，谁还为你打天下？一连串的发问恰似醍醐灌顶，良言点醒懵懂人，刘邦方知这是自毁长城的下策。张良的见地出于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社会发展走势有着清晰的认知。彼时天下纷争不已，兵燹频仍，这与项羽“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天下归于一，车同轨、书同文，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项羽的做法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裂土封王没有阻止诸侯的野心，反因天下无共主而个个心生僭越。张良意识到必须重新建立起帝国体制才能稳定人心，安抚社稷，所以坚决地主张完成统一战争。另一次是在汉六年，帝业初定，刘邦大封功臣二十余家，其余者争功不绝。一次，刘邦看到众将相坐私语，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这是在谋反。”刘邦颇为惊诧，天下即将太平了，他们为何谋反。张良解读了其中阃奥，陛下一介布衣起兵，谋取天下，现在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亲知近派，其他人就有顾虑了，又怕一旦有错误就遭到杀戮，所以才要铤而走险。刘邦问计，如之奈何？张良问：“大家都知道你平时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那就是雍齿，我们有旧恨，这小子几次羞辱我，我早想杀了他，念及他功高，才不忍下手。张良说，那就先封赏雍齿，众臣见你最恨的人都封了，他们就不再疑心了。刘邦采纳，果然又一次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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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累述，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偶有小的反复，汉初是第一波浪潮。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体制形成后的分封和西周封建制有相似处，但更多是不同，或者说是有质的差别。汉初，同姓王与异姓王共存，这是由当时的现实环境所形成的。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是在刘邦龙潜之时已形成的政治势力，楚王韩信为刘邦第一猛将，立下不世战功，这些异姓王的存在是稳固政权，争取人心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同时刘邦也开始大封同姓王，两者交相进行。汉六年封曹参等第一批功臣共二十余人为列侯，嗣后，封张良等第二批功臣十九人为列侯，自此以后，刘姓封王，功臣封侯，遂成定制。至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著名的“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在随后的岁月里，异姓王被一一剪除，“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可怜。”即使对同姓王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削藩的手段，到武帝朝“推恩令”的颁布更使诸侯王权力严重萎缩，中央集权开始走上巅峰，所以说，中华帝国体制完备于汉代，而这一信念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已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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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的人生哲学也是一笔智慧财富。刘邦分封功臣时，让张良自择齐地三万户，这是无比优厚的赏赐。“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执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可张良却婉谢了这般荣宠，“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张良因此才被封作留侯。即使连留侯爵位，张良最终也无意享用。汉十二年攻下马邑后，张良向刘邦辞朝。“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良成为继范蠡之后又一位看破名利，遁隐江湖而得以全身的名臣。这不仅是宁静致远的高士心态，也是超脱的政治谋略。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凶险吊诡的政治生态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跳不出的历史怪圈。翻开史籍典册，衮衮诸公能安然得享富贵者未几，张良是看穿了其中利害，才得以如此倜傥洒脱，他也是“汉初三杰”中唯一未受到政治打击的人。张良对时代发展的准确把握是历代政治家取之不绝的经验，而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心态更是每一个从政者需要承继的彝训。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之际，曾述赞张子房：“人称三杰，辩推八难。赤松愿游，白驹难绊。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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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记述的时候，不是流水账式的记录人物生平，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现象去挖掘本质。他善于将笔下人物置身广阔的时代背景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史实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使得《史记》既有宏大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境，形成了雄健浑厚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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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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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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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做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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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宦：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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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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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破：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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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葬：俭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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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刺：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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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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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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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狙：通“觑”，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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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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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匿：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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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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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略：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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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属：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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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拜：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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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善：认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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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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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殆：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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