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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造汉王国国家组织的过程中，萧何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决策和行政的权力，因而与刘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权力交错与冲突。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矛盾虽也有表现，但基本被激烈的战事需要所掩盖，待到汉帝国建立后，逐渐由隐而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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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建立后，刘邦与萧何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君权与相权矛盾的早期表现。汉初的丞相府是西汉政府的中枢机构，丞相又是这一权力中心的核心。这种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使得君主的绝对权力有所削弱，进而导致君主与丞相间斗争与妥协的均衡。刘邦需要利用萧何的行政才能，但又畏惧其大权在握，特别是当这一权力与其在民间的威望相呼应时，更让刘邦觉得芒刺在背，必要对其有所压制。功臣分封提供了刘邦一个一箭双雕的机会。对功臣的分封实际上就是在汉王朝内部，刘氏家族和诸功臣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刘邦不希望功臣们功高震主，对刘氏家族的权力构成威胁，但又不能不对功臣放权。对此，心计颇深的刘邦在分封过程中，利用功臣间的嫌隙，以争取对己有利的局面，萧何成了他达成目的的棋子。刘邦利用抬高萧何贬低曹参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以军功为基础的功臣群体，同时也把萧何推到了与军功功臣集团对立面上，使得两者之间互为角力，刘邦则坐收渔利。萧何对此心知肚明，他希望通过采取低调退让的道家处世哲学来消弭他与军功集团的矛盾，从而保全自己。故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一些行为了，如在对待财产问题上他只选择穷僻处购置田产，并以“毋为势家所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惠帝向他咨询继任人选时，他推荐了对头曹参。在与刘邦的斗争中，萧何是处于退守一方的：刘邦畏忌他在民间的威望，他就通过强买民田的自污方式消解刘邦的疑虑；刘邦要削平韩信等诸侯王的势力，萧何利用韩信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把他送上绝路。也许萧何这么做只是出于他一贯的明哲保身的策略，但以往萧何所表现出的长者之风在这里荡然无存，完全被一副阴险嘴脸替代，在权力之争中没有仁义的位置。在两千年的封建集权历史中，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始终是一个君权不断强化、相权步步退缩的过程，萧何和刘邦的冲突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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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文吏阶层的兴起，他们以自己的管理才能服务于统治阶级，并最终替代贵族群体而成为国家行政活动的主体。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官僚集团。处于这一集团最上层的核心人物丞相自然成为这一集团的代表。丞相与皇帝的权力冲突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与帝王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过程中矛盾的集中体现。汉初，皇权与诸侯王势力的矛盾以及与军功功臣的矛盾处于主导阶段，加之官僚集团尚处于雏形阶段，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还处于温和阶段，随着汉王朝集权模式的稳固，这一冲突将表现得愈为明显，也为其后千余年的君相之争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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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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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害：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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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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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右：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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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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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通“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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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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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尝：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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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徒：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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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反：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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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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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功狗：功如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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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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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桡：通“挠”，使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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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难：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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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距：通“拒”，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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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会：恰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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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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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亡：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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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全：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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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加：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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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趋：小步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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