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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二年，萧何死了，曹参继任汉相，开始了“萧规曹随”的阶段。“萧规曹随”只是无为策略的别名，是曹参韬晦策略的新阶段。自刘邦始，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已经初露端倪，直接表现为刘邦与萧何的角力。刘邦本是流氓出身，十分懂得运用政治手腕。不但通过“上林民田”之类的事由直接打压萧何，还在分封一事上抛出“功人功狗”论，明处是抬高萧何，实则是在萧何和功臣大将之间制造对立，以图坐收渔利。曹参之流身历其事，自然不会看不懂丞相的位子实在是不好坐的。惠帝初立，主少臣强，原先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皇室的不安在吕后对诸功臣的戒惧而于高祖发丧时的“哭而泣不下”中充分表露。这种局面下作为功臣领袖的入朝即居相位便有可能面临皇权与相权、皇室与功臣的两重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无为可能是最优化的政治选择。一方面，用“无为”表明自身在治国上的平庸，从而化解在君相之间可能产生的嫌隙；另一方面，曹参也可借“无为”向以吕后为代表的皇室表明，功臣集团并没有扩大利益的企图，双方保持原来的权力范围，这样能减弱皇室对功臣坐大的担忧。因此，不难理解当涉世尚浅的惠帝试图通过曹参之子曹窋问政于曹参时，曹参会痛打儿子。他实际上是担心惠帝的举动会打破刚形成的在多种政治力量之间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抛出了刘邦和萧何，以此阻塞了惠帝进一步干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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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祖到孝文帝，与民休憩一直是朝野上下的政策共识，并非曹参的发明。这种国策完全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和黄老之学无甚必然关系。《史记》是最早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文献，并通过曹参有意突出了黄老之学在政策选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也只是体现了司马迁个人学术思想的偏好而已。在我们看来，曹参在汉初政坛的种种表现更多的是明哲保身的滑头举动，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汉代历史中皇权扩张的进程。汉政权初立时，皇权还是有很大限制性的，刘邦曾下诏说他是与“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的（《汉书·高帝纪》）。换句话说权力要大家分享。但是，皇权的排他性必然会使之走上自我扩张的轨迹，对其他社会权力产生挤压效应。刘邦与萧何等的冲突过程正是不断显示自身权力绝对性的过程。汉初政治中皇室、诸侯、功臣官僚的多元权力主体并立的局面，使得曹参不自觉地身陷皇室与功臣、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同姓诸侯等诸种冲突之中，“清静无为”只是在权力倾轧中保持平衡的生存之道。专制皇权的逐步扩张并不能消弭上述诸种矛盾，反倒为外戚专权、宦官主政等皇权扩张的异化形式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这些现象在整部汉代史，乃至整部中国古代历史中实在是屡见不鲜的，曹参之流通过“清静无为”是不能长久解决封建专制政治固有的权力失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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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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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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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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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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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绝：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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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陷：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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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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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属：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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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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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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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除：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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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更：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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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集：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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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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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具：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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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避：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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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舍：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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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趣：通“促”，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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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属：同“嘱”，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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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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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安：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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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微：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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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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