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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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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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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者，高祖微[1]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2]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3]，常从上之[4]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5]见上，益疏[6]。如意立为赵王后，几[7]代太子者数[8]矣，赖大臣争[9]之，及留侯策[10]，太子得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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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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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11]，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12]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13]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14]。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15]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16]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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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17]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18]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19]，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20]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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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称制[21]，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22]曰‘非刘氏而王[23]，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24]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25]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26]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27]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28]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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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30]为有身[31]，取美人子名[32]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33]之，恐其为乱，乃幽[34]之永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35]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36]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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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37]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38]。”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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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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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吕后，名雉，字娥姁。汉高祖的开国皇后，史称高后。《史记》于《高祖本纪》后置《吕太后本纪》，而以惠帝朝事附入（《汉书》高后、惠帝分《纪》）。《史记》、《汉书》为吕后立《纪》，后世议论纷纭不已（如刘勰、黄东发即反对为“女帝”立《纪》）。盖惠帝君道不行，政出吕后；二少帝年幼，吕后临朝称制，立《纪》只是记实，“本纪者记其政之自出”乃《史记》之义例。故郑樵《通志》说：“若吕后之《纪》不立，正朔所系何朝？”“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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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本纪》第一段文字，所记述的，是吕戚之争。直至今日讲述这段历史的，除比附现实政治者，都由于同情戚姬最后的悲惨遭遇，而忽略了吕戚之争的实际与性质，这里史公只用了126字即已昭示了的，就是：其事实启于戚姬，吕后起初只是应对地卫嫡，即被动地进行了一场卫护嫡子刘盈（惠帝）储位的保卫战。此后，依靠张良、叔孙通等开国功臣的辅助，度过惠帝储位及她自己后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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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是有制度的。废立太子须通过大臣朝议，毕竟不是吕戚两个女人之间的私人斗争。在这场废立的博弈中，功臣大臣们相继谏争，反对废易。他们认为“太子天下本，本一摇而天下振动”，要维护推翻暴秦而建立起来的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肯定“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不会行暴秦之道；也认同吕后是与刘邦“攻苦食啖”共同打天下的开国皇后，所以多谏争。而戚姬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以色受幸的宠妃。所以汾阴侯、中尉周昌入奏撞见刘邦拥抱戚姬，直言刘邦是“桀纣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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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懂得卫嫡护储须依靠大臣们的鼎助。但大臣们的谏争并没有使刘邦真正打消废易的念想，吕后恐慌了，不知所措，经人提醒，即差次兄建成侯吕释之强请杜门辟谷疗病中的留侯张良出助，张良为之谋划。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扶病亲征英布，张良趁机请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被刘邦委命行太子少傅事。次年，刘邦东征归，病更厉害，愈欲易太子。张良谏，可刘邦这次打定了主意不从谏；太子太傅叔孙通抚剑将自杀，以“颈血污地”死谏，刘邦不得已，佯许之，内心还是想换太子。退朝燕宴，刘盈在侍。随从太子的四人皆须眉皓白的年过八十的老人，刘邦经问得知是他多年访求不得的高士商山四皓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看清了太子受到天下拥护的形势，这才无奈地放弃了“废嫡而立少”。四皓卫嫡，用的就是张良之计。史公称刘邦终不能易太子，靠的就是留侯所招四皓。故惠帝在四皓原隐居地立《四皓碑》与祠。制度挡住了皇帝的个人意志，皇权扭转不了天下大势。吕后依靠功侯大臣，功侯大臣依靠制度、依靠人多势众，依靠强谏、死谏、巧谏，终于取得了卫嫡护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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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惠帝即位，吕后位尊皇太后，完全可以高抬贵手，以怨报德，以创造宫廷祥和。可惜，难解的深怨、狭隘的心胸和复仇心切，扭曲了吕后的心灵，将已成为过去的卫嫡之争过度延伸、无端拉长，演成了个人泄私愤的残酷斗争和恶毒迫害。史公具象地触目惊心地白描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惠帝元年（前194年）十二月，吕后用尽心计，伺惠帝晨出，鸩杀赵王如意；又斩戚夫人足，去眼，辉（熏）耳，饮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之残忍恶毒，连惠帝亦觉实在惨不忍睹，使人对吕后言“此非人所为”，以致掩盖了她推行惠帝除秦苛法、宽仁治国的惠民德政，留下了千古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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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以后至今，无论传统史学，还是近现代史学，吕后都是被否定的历史负面人物，其主要根据之一，也就是被谴责得最多的，是残虐戚姬。吕戚之争有其复杂性，吕后名位既正，卫嫡自有其正当性，此所以能取得大臣们的支持；戚姬恃宠而生非分之想摇动国本，不能不说亦是自招其祸。吕后错在卫嫡成功还要过度而极端继续宫闱迫害，手段残忍、暴力、血腥，扩大化至“杀隐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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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虐戚姬确实是其后宫残杀的典型事件，按现代政治和法律的观点，犯的是酷刑罪、一级谋杀罪，理该受到历史的谴责。可以说司马迁如此不惜笔墨、铺陈揭露，实际就是严厉的道德谴责，也是中国传统史学严如斧钺的历史谴责。它给出的启示有三：一、由实录惠帝所言“此非人所为”透出其所持为“人性史观”，这正是《史记》对吕后历史揭露的道德底蕴与依据。二、表现了《史记》的一个史学通则，就是对待政治人物的罪恶过失之历史揭露与历史谴责“宜细不宜粗”，否则不成其为揭露与谴责，会走向历史遗忘与历史掩盖，那就不可能发挥《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拨乱反正”的《春秋》道义与历史镜鉴作用。三、宫廷人物的后宫表现与朝廷表现、历史人物与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公德“同入”历史褒贬评价系统。道德存在乃人的基本存在。政治人物的罪恶过失本质上是其德行失德的表现。德在私人领域的表现谓之私德，在公共领域的表现谓之公德。宫廷与皇室内部事务，大体相当于或较多“齐家”范围的私德空间，朝廷及国家政府治国平天下的公共事务则属公德表现范围。中国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的评价系统有着高度的相应性、一致性。这个“同入”原则背后的历史与政治意识是重视道德形象与道德建设；而私德于此有其相关性、重要性，这用今天的观点来诠释，消极的说法即是，政治人物由于其拥有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身份，即使是私德失德同样会影响公权力的公信度，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物无隐私，皆当置于公评之下。史学评价亦公评之一。至于后宫人物的不当表现亦有可能影响朝廷政治，戚姬恃宠以图废立即是一例。一切官吏的私德失德皆在惩治贬黜之列、史学评议之中，帝王亦不能免。吕后残虐戚姬及“杀隐幽友”等严格限制在宫廷内部、皇室内部，这就有较大成分的内部事务性、私德性。不管怎么说，私德不应是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依据，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应主要以其公共领域的表现而定。对吕后的认识与评价，还必须看其实际执政十五年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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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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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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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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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幸：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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