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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以来，统治者要面对两大主要的社会矛盾：一是由于秦王朝奉行“以法为教”的治国策略所导致的国家机器与民众的高度对立；二是秦末以来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的凋敝。高祖至孝惠都未及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解决之道是“毋烦民”。一方面，他首先对积弊甚深的司法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废除“收帑诸相坐”、“肉刑”等刑罚。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紧张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立倡勤俭，“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也使得人民的负担得到很大程度的减轻。文帝采纳贾谊等人的意见，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将“农本”立为国策并身体力行，通过减免租税等经济手段有效刺激了生产力。文帝的“毋烦民”政策的核心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是对无形“政绩”的高度重视，即以社会满意度，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幸福感”和实惠作为施政优劣的准则。所以，虽然单论“文治武功”等有形“政绩”，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实在并不出彩，但就其施政效果而言，他无疑是历史上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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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曾对儿子元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汉王朝的“霸道”基因自然是从秦帝国继承过来的，而其“王道”传统可以说是启自于文帝的。文帝的“王道”统治术的核心理念就是“仁德”。文帝的“仁德”实际上是对秦以来法家治国理念的弊端的一种矫正，是汉初以来反思亡秦教训的社会思潮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帝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范式。自秦至汉初，统治阶层实践中贯彻的政治理念是法家的国家权力学说，其核心理念在韩非子“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的观点中得到集中体现。这种国家权力观带有明显的强化国家机器暴力的一面，如对其彻底加以施行久而久之必会加剧社会关系的“博弈化”，反而威胁国家权力的稳定，秦帝国的命运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注释，不能不引起汉初统治者的关注。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对于法家那一套统治术是心领神会的，但面对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的弊端又不能不对之作出矫正，“仁德”正是这么一个矫正的工具，它给专制皇权披上一层更为温和的道德主义保护色。文帝的“王道”政治是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客观上又使其统治行为与儒家理想的“仁君”形象接近，使得“儒表法里”的政治实践逐步完善，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正是对文帝开创的这一新兴统治模式的理论概括，“霸王道杂之”的统治艺术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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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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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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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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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兵：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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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谋：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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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诈：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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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属意：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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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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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喋血：血流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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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桀：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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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制：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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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盘：即“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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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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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德：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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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惠：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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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擅：独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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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袒：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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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卒：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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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变：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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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使：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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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犹与：即“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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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横：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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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庚庚：以诸侯更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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