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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8]匿[9],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10]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11]。今兵西乡[12],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13]人赐闲,错去,固[14]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15]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16]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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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17]守[18]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19]爱盎侍儿[20],盎知之,弗泄[21],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22]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23]置[24]二石醇醪[25],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26]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27]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28]去,臣亦且[29]亡[30],辟[31]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32]张[33],道[34]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35],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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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36]居家,与闾里[37]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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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38]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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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为人峭[39]直刻[40]深[41]。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42],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43]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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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44]。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45],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46]。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47]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48]疏[49]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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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50],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51]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52]声矜[53]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54]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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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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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袁盎字丝,是汉朝楚人。他个性刚直,常常称引大义,敢言直谏。深得汉文帝的信任,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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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是颍川人,为人峭直刻深,因早前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故有较浓厚的法家思想。是汉景帝的“智囊”宠臣,最后亦是在七国之乱爆发时被景帝亲自下令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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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吴楚叛乱的导火线,晁错所主张的削藩本没有错,从宏观大局而言,确实是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巩固汉王室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法,空有理论总纲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便贸然行事,致使汉王室在未成熟的时机面对一场本可避免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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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诸侯国对中央造成威胁需要实力的累积,而实力的累积又需要时间。天下刚刚安定,在休养生息的政策下,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安抚百姓恢复和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可以说是无暇起兵生事端。不能因为人家封地资源优发展好,尽了一国之主应尽之责,就开始揣测他们是否用心不良。即便吴王的一些作为值得晁错怀疑,但光看事情表面就下定论,并以这个特例代表了整个诸侯群体,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实在是过于草率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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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诸侯国的存在本是作为王室的屏藩,然而在它未失去这个政治作用时过早的被人扣上谋反的帽子,提早了削藩的必要性,不仅不妥,且非常有可能失败。晁错提出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本身就是先把没罪的藩王当作叛逆之人来看,那别人被逼急了当然要反抗了,可这样的话就正好印证了晁错的理论,看上去似乎是晁错有先见之明,实则是诸侯们“被谋反”罢了。而恰巧吴王刘濞又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本身对统治者就有弑子之恨,现在好端端的又把压箱底的罪翻出来二话不说削了人家的地,新仇加旧恨,当然被逼得拿起武器为自己生存的权益而战。削藩本意是想平衡各方势力以达到国家和谐统一的目的,可现在它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防范作用,反而成为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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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种天下太平的局势背景下,即便是有个别诸侯王想谋反,他也得有正当名目,否则大部分地方势力原则上是站在统治阶级一方的。这种以寡敌众、胜算全无的仗,真正有野心、想撼动统治者地位的人也不会如此愚蠢地去送死。退一步来说,若真有这么异想天开的同姓王存在,他想反也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可现在晁错这么一折腾,让许多同姓王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危机感,再被吴王一牵头煽动,大家自然而然就同仇敌忾了。一个地方势力造反不可怕,一群拼死一战的诸侯闹起事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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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削藩只是想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权力集中于中央,保障天子的统治地位,那么它必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晁错并没有考虑到这点,利害关系也把握得不够,他把原本该暗中较量的两股势力,一下子放到台面上来,没有一个过程的铺垫,难免会适得其反。削藩这件事成功与否暂且不说,首先他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不管这件事的发展如何,枪打出头鸟,晁错的未来终究不会明朗。而且晁错对形势看得不够透彻,在己方实力未明了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去做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中央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和坚挺的实力在,吴王叛乱之际景帝也不会接受袁盎的建议,诛杀宠臣晁错意图换取七国退兵了,这显然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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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晁错自身性格也是引起吴楚叛乱的一个关键点。凭借景帝的赏识,晁错在修改法令、削减诸侯王的势力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置大臣们的反对于不顾,即便父亲劝说也无济于事。他的固执己见和行事风格使众大臣都不喜欢他,这其中就包括了袁盎。而作为削藩的主使者晁错又被诸侯们所怨恨,注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在诸侯发动叛乱时,晁错不急于匡正挽救这个危机,却想着报与袁盎的私仇。把个人恩怨移到了国事上,最后引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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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晁错的死未能使叛军退兵,却成了这场叛乱的转折点,使诸侯起兵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为天子考虑诛杀小人的正义之战,转为篡夺王权的谋反,从道义上来说明显理亏。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叛军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而这给汉王室决心用武力镇压提供了正当借口,平乱的成功也为日后真正合乎时宜的削藩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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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转变都归功于袁盎的建议,不过袁盎无疑是被卷进纷争的“无辜者”。因为官职迁调,袁盎曾做过吴相,被爱才的吴王厚待过。在吴王联合起兵之际,这份与众不同的官场经历被政敌晁错作为与吴王同流合污的罪证,晁错欲上奏景帝说袁盎收取吴王钱财,包庇纵容其谋反,借机除掉这个眼中钉。在晁错犹豫之际,袁盎为求自保,唯有先下手为强,向统治者坦白以示自己的忠心,并反将了晁错一军,成为两人政治斗争最后的赢家。也正是这自保之计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扭转了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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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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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体: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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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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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患: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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