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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律法若不与时俱进，便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因此我们看到：在汉朝建立，天下安定之后，无论是萧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还是文、景时期律法的缓慢扩充，都是为了弥补律法体系落后于经济基础而产生的罅隙。武帝时期由于文景之治数十年的升平积累，经济基础的发展已大大超前于律法制度，继续对律法进行非系统性的零散修补已追赶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此时重订律令不失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调整手段。但武帝这一步又跨得略大了些，过于繁琐的律法条文加上严苛执法的酷吏团体，对之后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阻碍。然而总体而言，在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大国家中，除非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生产关系只会日益趋向复杂化，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也会因之而“水涨船高”。故此元、成之世，虽然皇帝三令五申精简律令，法令条文却有增无减、持续膨胀，实有其社会背景因素，而法吏们对皇命的阳奉阴违只是次要原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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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可看到，纵览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管理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儒法之争”，对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只可能通过律法体系来对全国进行系统性的管理。儒教宣扬仁义以及教化的“人治”方式，不过是在“法治”工具出现与经济基础的偏差时所使用的纠偏及安抚人心的手段——所谓“阳儒阴法”。而至于常常被人向往着的桃花源式“无为而治”的理想国，仅仅是当社会发展复杂化后，囿于繁苛律法的人们对“小国寡民”状态的憧憬，也仅仅存在于原始社会以及后世人们的幻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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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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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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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蠲：通“捐”，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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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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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摭：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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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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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通“镇”，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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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稀：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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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惩：以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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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易：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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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息：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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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错：通“措”，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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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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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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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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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况：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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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驳：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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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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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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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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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间：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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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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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鞠：通“鞫”，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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