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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交通和沟通——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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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对抗一直存在着。相较于游牧民族来去千里、飘忽不定的战斗方式，落地生根、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面对来犯的强敌每每束手无策。强大如秦始皇者，也只能连缀各国长城，用消极的抵御方式来应对北方骑兵的入侵。当时间推进到西汉时，汉武帝刘彻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以其广袤深邃的视野和纵横捭阖的大手笔，将与匈奴政权博弈的重心从长城防线远推至西域，通过身边忠勇之士的帮助，派出使节结交各国，派出军队征讨匈奴，在恩威并施之下，汉朝化敌为友，联友攻敌，以西域的地理、人力和物力资源为凭借，不动声色地扩充着汉王朝的整体实力，终于在与匈奴的对峙中占得上风。其间，以张骞出使大月氏和李广利西征大宛的两次行动最为典型，反映出西汉统治者清晰的战略意图和战争智慧。依托于战胜大宛、交通西域的良好条件，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对西域诸国施加着绝对的影响力，可以调动西域各国共同的力量来应对匈奴的威胁。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等众多名臣、名将得以在西域建功立业，甚至击杀单于，这些成果的取得虽有其人臣各自的才能因素，但推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武帝时期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作为真实记录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张骞李广利传》及《傅常郑甘陈段传》，通过对决策者、执行者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及敌我双方态势变化的记载，反映了那一段历史时期西汉政权的正确战略布局，以及农耕民族抵御外侮进而同周边国家合作共赢的可能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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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张骞李广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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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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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1]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2]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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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匈奴西，骞因[3]与其属亡[4]乡[5]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6]汉，汉之赂遗[7]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8]，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9]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10]不能得月氏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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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11]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12]，天子为其习[13]之，辄复按[14]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15]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16]物，欲贱市[17]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18]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责怨，至相攻击。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19]，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20]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21]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22]。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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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23]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攻郁成城，郁成距[24]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25]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26]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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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27]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28]。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29]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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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30]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31]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宛贵人谋曰：“王毋寡匿善马，杀汉使。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持其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32]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33]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34]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35]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罢而引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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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汉书》卷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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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自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率军对匈奴作战失败，被围白登城而不得已采取“和亲”的政策之后，西汉对匈奴经常性的南下入侵只能采取守势。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模式和作战方式有关。以长城为界，南方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西汉王朝，北方是隶属于草原文明的匈奴政权，西汉政权的经济可以自给自足，而匈奴则是逐水草而居，一旦自然条件恶化导致物资匮乏时，匈奴骑兵就会南下攻掠西汉的边关城池以抢夺财货。对此，采用休养生息政策的西汉王朝只能派出机动能力远不如对手的步骑混编部队（骑兵较弱）进行应对，往往当主力集结完毕赶到目的地时，敌人早已完成抢掠并远远退去了。改变这种被动作战态势的，则是继承了文景之治雄厚经济资本而又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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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少年登基，自然不甘受制于北方的匈奴，“欲事灭胡”。但作为一个以传统农业经济作为主导政策的国家，西汉的优势在于庞大的疆域和巨大的人口所带来的发展潜力，这种潜力是西汉屡次被对手侵犯却能迅速恢复的必要条件。应当说，汉武帝和他的谋士集团在怎样利用手中的力量这一问题上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这可以从《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卫青、霍去病等名将远出塞外的战斗中得到反映。汉军对匈奴作战采取的基本都是速决战的形式，因为后勤补给的距离半径没有能够超过五十天的。事实上，不同于匈奴军队，由于补给线的限制，汉军若太过深入匈奴领地则很容易因后援不济而遭致全军覆没的结果，因此汉军对于远遁漠北的敌人往往无法追击。如果长期在这种形势下作战，双方都将陷入无休止的拉锯战，这对于西汉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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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停留在眼前的敌人身上。当听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时，武帝立即想到了可以联合月氏共同抗击匈奴，这是典型的“远交近攻”策略。武帝派出的使臣张骞也不负所托，完成了使命。这里说的完成使命，不是指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大月氏安于当时舒适的环境，并不想回归故土），而是指武帝通过张骞了解到了整个西域的面貌，进而获知匈奴对西域的严重依赖（地理上的往来、经济上的索取、军事上的遥控）。此时，一个十分宏伟的战略设想被提上日程，即在正面作战的同时，联合西域各国使其反抗匈奴，达到斩断匈奴侧翼、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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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决策，汉王朝投入巨大，除了不断派遣使团外，还邀请各国使节到访长安，“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以空前规模的“银弹攻势”争取各国的支持。这一策略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远没有达到战斗同盟的级别。究其原因，实在于各国离匈奴近，离汉远，“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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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最终得到转变，是发生在使臣车令出使大宛求汗血宝马无果并被大宛追杀之后。假使此事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西汉在西域的一切经营都将付诸流水，各国将从此轻视西汉并更加靠近匈奴。为此，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派出宠臣李广利率领军队西征大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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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远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李广利的部队在没有到达大宛时就被郁城击败。其实此役的失利是不应该苛责李广利的，因为遍布沙漠的西域本就是一片充满危险的区域，汉兵远来，各国普遍采取敌视的态度，不给饮食甚至劫杀掉队的士兵，没有准备充分就出发的汉军以失败而告终自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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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于西征的失利大感震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这是之前对匈奴作战时都没有出现过的严令，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武帝对西域的重视。因为抗击匈奴真正的主战场并不是之前几十万大军战斗过的长城以北，而是此时尚未开发的西域。只有取得西域的支持，才能最终获取对匈奴作战的胜利。为此，武帝再次投下了巨大的成本，先是把妄言“攻宛不便”的邓光下狱，强行营造必须全力西征的舆论导向；继而“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为李广利增加了十倍的军力（边骑是汉军主力）和适合长途运输的畜力及物资；同时，“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是一招妙棋，可以将匈奴的注意力吸引到正面战场，从而缓解了西征部队可能遇到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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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强大补给的李广利终于成功攻下了大宛，获取了汗血宝马，但最终能够回国的也只有万余人而已，从人力的巨大损失中我们可以想见征途的惨烈（军队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途中因为自然条件太过恶劣而死亡或逃走的）。历经四年的西征，从实物的收获来看，确实仅仅只是收获了一些金银和几匹良马，但其潜在效力实在是无法计算的。西域各国完全归顺了汉王朝，匈奴势力从此被彻底逐出了西域，其后匈奴内部的崩溃和西迁，都与这一战略决策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而这一切，均得益于武帝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这一经典战略，值得后世之人回味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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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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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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