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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11]国[12]。”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13]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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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郡臣皆曰：“宜如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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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14]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15]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16]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皆时，衣[17]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18]。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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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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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19]，制于民臣，颛[20]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21]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22]此辜[23]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24]，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25]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26]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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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28]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29]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30]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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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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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31]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32]时令，案[33]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34]赂，白黑纷然，守阙[35]告诉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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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36]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臣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37]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下狱以为诬罔……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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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会[38]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39]。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40]掠，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女啼呼曰：“当奈何！”时莽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莽时不食，少气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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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41]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42]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子、䠠恽、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餔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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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43]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44]，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45]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46]《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47]奸言，同归殊途，俱用[48]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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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汉书》卷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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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西汉末年“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而统治集团在“各从其欲，欲所无穷”（《春秋繁露·度制》）的恣肆腐败的同时，又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王莽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上演了一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悲剧。《汉书·王莽传》正是对这一恢宏历史进程的近距离观察。《王莽传》是较全面记录王莽身世、获得政权和托古改制等重要历史信息的唯一基本史料，而组织贯穿这些史料的基本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者道德价值观和所处政治环境的制约。也正因为此，就注定了王莽这个历史人物的两重悲剧性，也即王莽集团在政治实践上的失败，以及其历史地位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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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传》上中下三卷，洋洋四万言，不仅在整部《汉书》中篇幅最长，在所有正史里也无出其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王莽生平历经西汉末成、哀、平三帝，又与新室相终始，较长的政治活动时间必然要求较充分的篇幅来加以描述，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作者在选择叙述体裁过程中折中的结果。《汉书》在叙事体例上继承了《史记》的体裁分类，在对人物事迹的描述上主要运用“纪”和“传”的形式。《汉书》确定本纪传主主要是以是否实际控制政权为标准的，故而诸如吕后所立的少帝、王莽所立的孺子虽然都还秉持汉号，但都有名无实，所以《汉书》作者并没有为其立纪。然而《汉书》这一条分谨然的体例形式却在处理王莽史实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本纪的立传标准，实际掌控政权十多年之久的王莽显然有资格立本纪，但这显然是与《汉书》整体的政治取向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如果完全采取东汉政治环境下的“尊汉”立场，王莽当然不能进入传纪刘氏帝系的本纪系统，如此自平帝后迄于东汉立国之间的这段历史就无法完整地呈现出来，也无法体现史家的客观性。面对这一困局，《汉书》作者采取了折中策略，即以传名其名，而以纪传杂用叙其事。《王莽传》中纪传两体的运用并非混然相杂，而以王莽称帝为标志，此前以传体记之，此后则以纪体为主体。《王莽传》充分发挥了两种体例的叙事优点，在本传上卷中作者运用传体叙事详切的特点，以凝练的笔墨深入刻画了王莽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取向；而在中下两卷中则采用了新室的年号纪年，充分发挥纪体条贯清晰的特点，基本展示了王莽改制的全过程。《王莽传》纪传并用的体例变化是《汉书》的一大创造，因而多受后人称扬，有人甚至誉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李景星《四史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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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王莽代汉的原因时，班固指出外戚专政是最主要的原因。《汉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明确指出：“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然而，这个判断并不可靠。元后在王莽进入权力高层的初期确有铺垫引路的作用，但平帝以后的整个政治走向已完全为王莽控制，元后只不过是个政治傀儡而已。实际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王莽还对红阳侯王立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势力加以排挤。所以，支持王莽一步步完成代汉的政治势力并非是以元后为代表的外戚集团，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刘歆、陈崇为代表的儒士集团。贯穿整个西汉，儒士集团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上一直呈现出不断向上的趋势。儒士阶层政治理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圣君”治国，即董仲舒所说的“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然而，西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得儒士阶层中兴起一股“厌汉”情绪。假借“五德终始”天命转授思想，禅让的政治舆论也不断高涨，以至于连哀帝都曾对其宠幸的董贤开玩笑道：“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汉书·佞幸传》）可见这一思潮的影响力。王莽最初就是以“勤身博学”、“行甚敕备”的儒士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从其篡权前的言行看，王莽是以当时公认的儒士修养举止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如本传中称他“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又称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而西汉后期名儒如王吉正是“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而贡禹自谓其妻是“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模仿名儒的言行来提升自己的舆论资本是王莽早年惯用的政治技巧，从而达到了“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的效果。王莽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儒士集团的支持在其通达权力中心乃至于代汉成功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的作用，而王莽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由“名儒”向“圣君”形象的过渡。对此，身处社会思想发生巨大调整、对“汉”与“儒”的关系已作出新界定的东汉社会政治环境里的班固，不能不采取某种有意识的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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