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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37 在分析王莽代汉的原因时，班固指出外戚专政是最主要的原因。《汉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明确指出：“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然而，这个判断并不可靠。元后在王莽进入权力高层的初期确有铺垫引路的作用，但平帝以后的整个政治走向已完全为王莽控制，元后只不过是个政治傀儡而已。实际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王莽还对红阳侯王立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势力加以排挤。所以，支持王莽一步步完成代汉的政治势力并非是以元后为代表的外戚集团，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刘歆、陈崇为代表的儒士集团。贯穿整个西汉，儒士集团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上一直呈现出不断向上的趋势。儒士阶层政治理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圣君”治国，即董仲舒所说的“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然而，西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得儒士阶层中兴起一股“厌汉”情绪。假借“五德终始”天命转授思想，禅让的政治舆论也不断高涨，以至于连哀帝都曾对其宠幸的董贤开玩笑道：“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汉书·佞幸传》）可见这一思潮的影响力。王莽最初就是以“勤身博学”、“行甚敕备”的儒士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从其篡权前的言行看，王莽是以当时公认的儒士修养举止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如本传中称他“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又称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而西汉后期名儒如王吉正是“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而贡禹自谓其妻是“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模仿名儒的言行来提升自己的舆论资本是王莽早年惯用的政治技巧，从而达到了“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的效果。王莽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儒士集团的支持在其通达权力中心乃至于代汉成功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的作用，而王莽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由“名儒”向“圣君”形象的过渡。对此，身处社会思想发生巨大调整、对“汉”与“儒”的关系已作出新界定的东汉社会政治环境里的班固，不能不采取某种有意识的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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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39 王莽宏大的改制运动最终以身灭政隳收场，在以班固为代表的正统儒家看来，“无道”是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和东汉以来儒家维护“道”的核心地位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是相贯通的。站在两千多年后的当下语境，我们回望王莽改制的得失，对其失败大致可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王莽集团政治整合上的失败。王莽新政权的高层统治集团本质上是拼凑而成的，仅从其篡权后的金匮封爵看，其中既有王舜、平晏、刘歆等帮助王莽禅代的核心成员，也有哀章之类政治投机分子，还有京城卖饼者王盛等纯作充数的人员。这种高层政治安排在实施禅代时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作为政府的长期架构必然会出问题。王莽篡权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的几起政治内讧无不与这种不合理的高层成员安排有关，这对王莽政权的稳定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王莽政权的夺权仅仅是上层“革命”，西汉政权的基层组织腐败低效的现状并没有改变，这直接造成了王莽集团的各种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造成“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王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流民问题的激化。流民在西汉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其起因无外乎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农民失业。王莽在执政后由于不断对外征战，加之自然灾害不断，流民规模更甚于西汉末期，而王莽政权由于其自身的低效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流民向“流贼”的转变，绿林和赤眉初起时参与者无非都是失业的贫民。第三个原因在于豪族地主的激烈反对。豪族现象至少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兴起，如武帝时的灌夫就是“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汉书·窦田灌韩传》）。豪族势力与西汉中央政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出身于商人阶层的豪族地主所拥有巨大的财富积聚往往很容易转变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力，进而威胁汉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破产农民往往投靠本地的豪强地主，造成政府控制的赋役人口减少。因此，无论是武帝时对豪强地主采取的强制迁徙，还是著名的“盐铁之议”，目的都在于打击豪强增强国家实力。王莽秉政后推行的井田、均输、解放私属等措施无不是针对豪强地主势力，可以说是对武帝以来政策的继承发展。这些政策必然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最先起事反对王莽的人中除了少部分刘氏宗室，大多数都是地方豪强。西汉后期部分豪强地主已经儒化，比如依赖宗族势力起家的光武帝刘秀，其早年“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这部分儒化豪强借助对话语权的控制，很快便促使社会舆论由“人心厌汉”转向了“人心思汉”，加剧了王莽政权的执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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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41 自班固以来，王莽虽然被视为篡权贼子备受责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采取的禅让制却成了专制皇权政治中常用的政治手段。王莽的禅让过程大致经历了舆论引导、建立封国和禅让称帝三个阶段，后世的禅代者不但继承了这一模式，更进一步使之程式化。王莽集团在篡权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操纵舆论与制造天象谶纬等手段来制造权力变更的舆论氛围，这些手段在后世禅让中也广被采用。比如赵匡胤在禅代前大造舆论，以至于“京师多聚语云：‘策点检为天子。’军中知星者河中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指谓匡胤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其手法与王莽不相上下。王莽在代汉前被封为安汉公并受赐“九命之锡”，由此开府建立了一整套公府机构，这一系列的公府机构的设置直接为代汉后中央政府机构的改置奠定了基础。而曹魏与司马氏禅代前，曹操受封魏公，司马昭受封晋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府机构，作为一个禅代的过渡机构也直接受到王莽的影响。禅让之妙在于“禅”与“让”的同台表演，王莽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复推让等等表现也被后世禅代者纷纷效法。比如梁武帝在禅代前，“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梁书·武帝本纪》）看来梁武帝的演技较之王莽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专制皇权政治架构中，通过禅代来完成政权的转换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代价较小的政治运行方式，王莽确具开创之功，这一手段也成为许多后世统治集团的秘传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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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43 （陆海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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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4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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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47 [1].蚤：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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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49 [2].师事：以师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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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51 [3].敕：通“饬”，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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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53 [4].且：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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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55 [5].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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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57 [6].就第：退居私宅。

1707190758

1707190759 [7].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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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61 [8].视事：就职任事。

1707190762

1707190763 [9].从弟：堂弟。

1707190764

1707190765 [10].修饬：谨严而不违礼规。

1707190766

1707190767 [11].就：到。

1707190768

1707190769 [12].国：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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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71 [13].比：接连。

1707190772

1707190773 [14].素：向来。

1707190774

1707190775 [15].如：遵从。

1707190776

1707190777 [16].因：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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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79 [17].衣：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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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90781 [18].属：亲属。

1707190782

1707190783 [19].兰：通“栏”。

1707190784

1707190785 [20].颛：通“专”，专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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