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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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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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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1]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2]近世涂[3]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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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4]声色之好，口欲穷[5]刍豢之味，身安[6]逸乐，而心夸矜[7]势能之荣。使俗之渐[8]民久矣，虽户说以眇[9]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10]之，其次利道[11]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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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山西饶[12]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13]：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14]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15]也。故待[16]农而食之，虞而出[17]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18]期会[19]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20]征贵，贵之征贱，各劝[21]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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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22]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23]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24]。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25]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26]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27]，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28]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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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仓廪实[29]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30]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31]焉。富者得势益[32]彰，失势则客无所之[33]，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34]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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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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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35]于江湖，变名易[36]姓，适[37]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38]产积[39]居。与时逐[40]而不责[41]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42]人而任[43]时。十九年之中三致[44]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45]子孙，子孙修业而息[46]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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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47]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48]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49]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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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50]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51]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52]；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53]岁倍。欲长[54]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55]。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56]，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57]，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58]白圭。白圭其有所试[59]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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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富无经[60]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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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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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这种普普通通的人，不妨害政令，也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殖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取得借鉴，因此特对春秋末年至汉景帝年间的一些富商大贾数名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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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就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全面的推行和发展。司马迁不苟同于时政，认为富国裕民本是历史进化之势。他指出，中华各地物产极为丰富，农、虞、工、商各有作用，在肯定农业地位的前提下，工商业也极为重要，扩大生产，互通有无，即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是完全符合自然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需要的。重商这一点足以看出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对汉武帝当时实行的“重农抑商”做法的一种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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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到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儒家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界限，追求财富是人的共性。“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为。司马迁的前辈思想家，先秦诸子们，都看到了人欲争利的一面，主张用礼法等去遏制人欲，司马迁却看到了人欲动力这一更本质的东西，他不同凡俗，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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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这几段援引经典，论理性强，环环相扣，破中求立。既然在司马迁眼中，人们富足方可维持礼义，求富患贫是人之常情，芸芸众生活动目的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所以富商大贾如何致富之事尤值得大书特书。商人以货殖谋利，不但理所当然，而且经商艺术及成功经验也值得深刻地探讨，留待智者所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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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自己才能致富的名商，《货殖列传》中共记载了三十人，其中有十九年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有结驷连骑，与诸侯分庭抗礼的端木锡子贡；有乐观时变，工于心计的白圭等。他们经商手法高超，知识面广博，判断力准确，行动上果断，社会交往能力强。司马迁为这些商人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而鸣不平，从智、勇、仁、强的品德来说，他们足以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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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力，但由于个人财富、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不平等的。无财者要受有财者支配，巨万财富者可与王者同乐，大商人就是“无冕之王”，司马迁称之为“素封”。汉武帝时重农抑商，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做官，司马迁却称之为“素王”，这与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么具有同工异曲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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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谈，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人欲是生产的动力，农工商虞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又起到纽带作用，所以他颂扬货殖，为商人立传。特别是他最后提出的“崇势利而羞贱贫”、“素封论”的财富观。人无天生的贵贱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这样就能与王者同乐，做一个“素封”。司马迁敢于号召人们从经济地位上冲击王侯将相的政治权力。这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吹响了大胆战斗的号角，具有无人能超越的大勇精神。可叹的是，司马迁的这种进步、卓越思想在中国历代封建政治王朝中，均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天空上，似一束火花，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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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立《货殖列传》，开创了二十四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成为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汉书》以下的《食货志》等，内容虽较《货殖列传》有些扩充，但在思想方面，绝不及司马迁的高度和深度。像这样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议论和铺陈，在正史中堪称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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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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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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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挽：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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