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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单于遣使诣阙[28]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遗子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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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晦，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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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29]离城郭，无遣吏及因[30]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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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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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在新莽政权倒台的战争中，何以刘秀能够在四刘中获得成功、完成了中兴汉室的帝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后汉书·光武帝纪》的历史叙述提供了刘秀由太学生到成为开国皇帝的风虎云龙博弈际会，也展现了帮助他在龙争虎斗中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他的人格特性和领导才具或领导资质恰恰是关键之所在。前述四刘的共同性可以支持我们将他们置入领袖学的研究与比较之中，而刘秀的不同之处，正可显出他的成功条件。这个异同比较亦将对某些近世史观的哲学反思与意义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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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是二十四史记载的皇帝中唯一一位太学生皇帝。《尚书》是古代政治学的经典，略通《尚书》大义，受过儒家高等教育，有政治学专业知识，这是刘秀异于其他三刘的长处，也应是引领他成功的一个主观条件。但是，太学生不等同于英雄，知识不等同于能力。当乃兄刘縯正任侠养士、积极谋划复兴大业之时，刘秀只是勤于稼穑，安于田业，并无过人的表现，遑论中兴大志，故为刘縯所非笑。刘秀上京求学之行，也是出自乃兄的刺激和推动。在家族长辈的眼中，刘秀其人性格“直柔”，只是一个谨慎恭敬、没有弯弯肠子、没有机谋的乖乖囡，规矩人，不会出格，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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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此之谓英雄，含今之群众领袖与政治领袖义。为避免繁引，仅据《经籍纂诂》作一举隅，“千人曰英”，“万人者曰英”。雄，突出、杰出、超群，亦有豪之义而可互训。故古亦有英豪连词，俗称英雄豪杰，而皆与英雄同义，皆力超常人十百倍乃至千万倍之谓。英雄又有四层含义。一是单纯的自然体力，个人的武艺高强，所谓以一当十，如“十人者曰豪”，这是可能的，但个人的武艺再高强，双手以敌百、千、万拳，则是不可能的。故有第二层才能过人，所谓“才过百人曰豪”、“千人才曰豪”、“才胜万人曰英”之谓。第三层智慧，智谋过人，所谓“智过万人者曰英”云云（第四层见曹操组）。第二、三层的实义应当亦只能是指聚众率众的能力，即今领袖学所谓领导，组织、影响群众的领导才具有领袖资质。故雄原有长、帅之义，豪犹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从《后汉书·刘隆列传》中揭出一则史实，谓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度田，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光武更诘吏，所对果如明帝言。河南南阳的度田阻力缘自帝城帝乡多近臣皇亲，连如此浅明的根由都不能解，说明刘秀聪敏不够，并非天赋英资。是风起云涌的推翻新朝的大革命大斗争的推动、激励和锤炼，才使刘秀踏上从太学生到政治领袖、开国皇帝的成长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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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莽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率宗室举事开始，此起彼伏、由小而大、连绵不已十多年的反莽斗争与战争风起云涌。它的政治目标和口号是兴复汉室，加上“刘氏当复兴”一类宗教性的政治谶言之鼓动、指引，这些政治社会文化情境，对于宗室子弟的四刘来说，不仅是一个施展才具的政治实践场，无疑还是正面的政治资源；唯刘秀还多了份胞兄刘縯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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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善用资源。反莽兴汉大情境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心理是：百姓思汉，而王莽“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后汉书·王常传》）。刘秀以“汉官威仪”进洛阳，吏士“皆欢喜不自胜”、“由是识者皆属心焉”。顺合人心，则人心归向，客观言之亦是善用“汉官”资源的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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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的另一面是不滥用。刘縯以刚毅功高遇害，这种出于君权受威胁的杀害，完全可能延及被害本主的亲兄弟刘秀。作为舂陵子弟领袖，又挟昆阳大捷之功威，集合胞兄司徒官属团队，刘秀抗礼为兄申冤，甚至兵变、分裂，都有可能，亦完全有理由。但刘秀“驰诣宛谢”，以无表现的表现，使“更始以是惭”，同时避免了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测风险。这表现了刘秀不滥用资源而化解危机的能力和智慧，也绝对与他的谨厚德性相关，后来他以德报怨对待更始即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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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秀的领袖资质构成中，德性是主导性元素。在刘縯起兵之初，刘秀甫一出场，即由其“谨厚”德性打消了诸家子弟对其举事的疑虑恐惧，凝聚了人心，成就了舂陵子弟兵的组建。这是人格的感召力量，所发挥的正是领袖学所谓的领袖综合功能。在反莽战争中，刘秀只“会兵计策”而不取财物，当然是道德品性所使然，“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刘秀能“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这其中自有道德决定，有其道德示范与人格力量的作用，并使“众乃悦”，再次发挥了领袖的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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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阳大捷中，刘秀的德性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王莽政府军进剿，以十万军队重重围堵昆阳；昆阳城内反政府军仅八九千，强弱悬殊，以致诸将“皆惶怖”、“欲散归诸城”，主帅王凤等甚至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的敌军声势吓得乞降。当此义军生死关头，不是主帅的书生将军刘秀挺身而出，“复为图画成败”：先是率十三轻骑出战收兵，继率所部斩首连胜，再组敢死队冲锋陷阵杀敌主帅王邑；诸部惊叹“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皆振奋斗志，鼓噪出站，取得昆阳大捷。刘秀的这个“挺身而出”，绝对是道德的爆发力；这个“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变身，亦正是道德的创造力。其勇即儒家所谓的“仁者勇”，义理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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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领袖，其德性的真实是一定要表现于政治实践之中的。“人心思汉”是两汉之际最大的社会政治资源，其实义是“人怀汉德”（《后汉书·冯衍列传》）。“汉德”的具体表现就是道德的政治和政策。从主体上言，刘秀之善用资源也正是从德性根源出发的。具体言之，刘秀一定是接受了《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他的善用资源不是工具性策略性暂时的利用，也不仅是会用能用的能力，而是体用一源，视民心为政治的本源，视汉德为祖业，以恢复祖业汉德为政治目标。概言之，刘秀的德性是一定要在其政治实践中化民心汉德的政治资源为道德的政治和政策的。故其刚获得一些政治上的独立性，徇行河北，“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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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刘秀的王业自昆阳之战而徇行河北定。《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注”亦谓“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刘秀不是靠权力和权术，而是凭着德性主导的领导才具和人格魅力，善用资源，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在政治军事大博弈中，由太学生锤炼、成长或蜕变为狭义领袖学意义的政治领袖，直至开国。刘秀是政治领袖式皇帝。根源于真实德性的政治和政策也具有可持续性。开国之后，刘秀继续道德的政治和政策，革除新莽苛政乱法，以人为贵，不断释放奴婢，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减赋省刑，行田租三十税一，解除边患，安民生业，创造了被王夫之称为“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焉”（《读通鉴论·卷六》）的光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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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家属与义军部众眼中的“直柔”、“谨厚”，是刘秀的个人性格，其实也是刘秀的政治性格。刘秀将他治理天下的政治和政策概括为“柔道”。王夫之指出非徒治天下，其取天下亦是行柔道。“直”是不玩弄权术，“柔”是权力柔性理性而非强度硬性的运用，即不用之用，不博弈的博弈，俗称无招胜有招，王夫之诠为“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读通鉴论·卷六》）。王夫之更进而认为，刘秀之所以在刘玄、刘盆子等众多起事的“汉室之胄”中胜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光武以道胜焉”（《读通鉴论·卷六》）。但不要误以为刘秀的“柔道”是老庄道家之道，那是近世学界见“柔”就望文生义的想当然；我们只能用刘秀的行状与其实际政治内容来解读它。早于老庄成书的《尚书·洪范》三德之一是“柔克”，有明确的“高明柔克”的观念，也有不矜不伐的思想。刘秀接受的是太学的儒家教育，他的柔道观念自然来自儒家经典。刘秀略通《尚书》大义，他理天下行柔道，完全有理由说是其对儒家《尚书》政治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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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指出：“时势造英雄”对时势与英雄关系的表述是片面的，因为至少还有英雄造时势的一面，这正是刘秀开创光武时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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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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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隆准：高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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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角：旧时星相家指额骨中央部分隆起，是帝王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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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笑：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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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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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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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素：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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