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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眉）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26]说（樊）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27]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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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吏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28]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29]发徒跣[30]，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而犹从牧儿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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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子居长东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32]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请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诸卿皆老傭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殽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33]宫斩关[34]，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穉闻之，勒[35]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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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恭见赤眉众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36]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会，刘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37]察。”崇等谢[38]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39]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40]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41]。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42]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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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眉忽遇（光武）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餧[43]，十余万人皆得饱饫[44]。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光武）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45]？”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46]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47]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48]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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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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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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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即使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这个看似完整的表述，也不能赋以普遍意义。它的必然性遭遇到了《刘玄刘盆子列传》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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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时势在这个表述中属正面意义。在两汉之际反莽兴汉的战争中，刘玄曾是时代的幸运儿，首先被推立为帝，占得号令天下的名义和权位。王夫之《读通鉴论》甚至给刘玄以同于《史记·项羽本纪》的历史地位。但称王称帝或占据最高权位，其人未必是英雄，亦不见得就是政治领袖。刘玄既不是如同项羽一般创造时势的英雄，也未被时势锻造成英雄，他称帝后并未正面推动时势的发展。他只能是广义领袖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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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结客欲为弟报仇，绝非不敢有一点作为的庸碌之辈。但即使是避吏逃匿、稍后往从平林兵，也不能与策划首义之刘縯、积极参与首义酝酿的刘秀同日而语。简而言之，前者为弟报仇，终究属私，犯的是刑事；后者吊民伐罪、复汉兴德，则属公，是政治犯。这个根本不同，不能小觑。任何政治团体与政治人物的本质，即根源性动机及其首先表现出来的行为十分重要，对其后来的发展将会产生指向性和本质性的作用。在平林兵中，刘玄初任安集掾，这是一个不属于指战员系统的属官或副官之职，他可能在汉营绿营（即绿林军）结盟后由刘縯总部署的蓝乡首战中有些军功，遂号更始将军。但论起兵和军功，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与刘縯兄弟相比的。只因其有宗室身份，靠着绿营诸将应有的操守和能力及积功标准逆向运作（今日所谓之潜规则），被不次推上最高权位，同时也就成为反莽兴汉政治社会资源的最大受益者。王莽传首宛城，以及所谓“及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后汉书·公孙述列传》），“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后汉书·邳彤列传》）云云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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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位原是公器，唯有德之人用之方能做好事。故俗语云：“六扇门（衙门）内好积德。”刘玄即帝位，朝见群臣时“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乃自知其位与德才功不相称，应该说并非是不知廉耻的小人，再坏也坏不到凶悍蛮横诡诈邪恶上去。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颗廉耻之心，那就不会作恶，其实也无须作恶，很可能从现实到历史意义上将帝业延续下去。可惜刘玄原本就起点不高，而贪欲加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变坏、变昏庸。刘縯的存在是对刘玄上台正当性欠缺的活证据和提醒，当然会被视为威胁。所以尽管刘縯顾全天下破莽大局，屈就臣位，还是免不了“更始忌伯升威名”的局面；刘稷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是揭露定策立玄的不公正，公开挑战刘玄地位的欠正当性。而刘玄一旦贪恋权位、私欲发作，自然必杀刘縯无疑，以政治学观点视之，其实质就是要掩盖这最高权位的欠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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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能做坏事，一旦做了坏事就很难回头，从政者尤其如此。其人性论原因即在于私欲一旦膨胀，就贪得无已，加上权力私用的保护伞就会使其如虎添翼，无限膨胀下去，直至结束或自我毁灭。故刘縯一除，刘玄便一路腐败。天下未定，将士征战，他却急不可耐地进行感官享受，委政外戚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故王夫之斥其“尸乎其位”（《读通鉴论·后汉更始》）；甚至“诸将后至者，更始问掳掠得几何”，仍旧是草寇思维，惹得诸宫省老吏的左右侍官“各惊相视”。“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更始朝廷把腐败当作凝聚力，用乱封官爵来维系，毫无开国清明之局，纯粹是一片乱象。更始又拒李淑之谏，将其下狱，以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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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所依恃的只是一个“汉”天子的名义，这是在滥用反莽兴汉、人心思汉的政治社会资源。这个滥用使得“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的大好形势迅速出现，却又逐渐演化为“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的局面。不幸为刘縯所言中：“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弊”。天下群雄不再“以待诏命”，纷纷自立，方望立刘婴为帝，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更始君臣亦相互猜疑，连曾力拥更始的张卬等将亦与隗嚣合谋欲共劫刘玄，内争不已。诚如王夫之所言：“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读通鉴论·后汉更始》），昏庸的更始，直是“召祸之门”，终于请降赤眉，为张卬、谢禄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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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言，刘玄对汉官及宫廷仪礼一无所知，说明他虽是汉胄，却没有受过刘縯、刘秀般儒家政治学专业知识的训练，完全是一没落贵族子弟，断非理性的权力拥有使他变得“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中庸》）。更始害刘#，与刘秀实已成为政敌，刘秀族兄刘赐推荐刘秀行徇河北，刘玄竟不顾朱鲔等反对，授节刘秀过河，虽见其人坏得还不够，但确实不智之至。此亦可证王夫之所言不差：“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读通鉴论·后汉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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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刘中，刘盆子和刘玄同类，都是被拥立的天子，差别在于刘玄为绿林所拥立，刘盆子为赤眉所立，故《后汉书》将两人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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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北、河南的绿林与山东的赤眉被现代史学定性为王莽末年的两大起义军（另一支后起的河北铜马军为刘秀所破降，故刘秀时号“铜马帝”），刘玄和刘盆子被拥立，决定了他们与绿林、赤眉发生了不可切割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绿林、赤眉的史料，除部分见于《光武本纪》、《刘縯传》、《王常传》外，亦几乎多集中于两人的合传中。合而观之，即可发现绿林、赤眉的队伍组成，以及现代史学的农民战争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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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队伍的基本组成有四：一是农民。农民原是中国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社会的基础，故无论“以困穷为寇”的赤眉，还是“南方饥馑”亡入绿林者，自必多是农民。赤眉初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而仅以言辞相约束，尤可见其农民的原始性、纯朴性。二是其中亦确有盗贼。赤眉甫入长安，兵士剽夺掳暴，刘盆子以“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为由欲解玺绶，赤眉首领樊崇纯朴，保证“不敢复放纵”，也就是毫无文饰地承认了这个“为贼如故”。这个“为贼如故”，绿林中亦有，而且在当时四起的反莽武装中几乎普遍存在，所以公孙述尝加指斥：“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后汉书·公孙述传》）尽管各路义军中所有“为贼如故”的行为，不能全用盗贼组成来解释，但这显然影响了绿林、赤眉等最终胜利的走向。反之，严肃军纪却是刘秀成功的一个原因，此即冯异所谓“诸将多暴横，独刘（秀）将军所到不虏略”（《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云云。三是汉室子弟。四是原新莽政府的官吏。如赤眉政权的丞相徐宣就是故县狱吏，斩王莽首级的是新室校尉东海公宾。当然史载还有其他如商人等社会成员，以及资产数百万的大富豪如抗暴起义的吕母。反抗新莽暴政的历史大风暴把社会各阶层，以至如刘盆子这样十五岁的少年都卷了进来，故说农民起义可，以朝野观点说平民起义，或径说反政府武装、民军、义军，则更可概括其社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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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当反莽起义展开后，很快接受了刘縯提出的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王常与刘縯相结后回到下江兵中，即以“民之讴吟思汉”（《后汉书·王常传》）为由说服下江诸将与南阳诸刘结盟。因刘玄乃汉宗室之故，其人被立为帝，天下“应汉”，各路义军“用汉年号”，而刘盆子亦仅因宗亲故被赤眉拥立为帝，反莽战争的性质迅即发展为以诸刘为实际名义领导的复国战争。即从动力论言，自亦可定性为反新复汉的复国战争，而吊民伐罪和恢复汉德的内涵亦并不有损其正当性和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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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宗室子弟、同是被拥立的刘盆子，却被一些史学家冠以“农民军的领袖”这一标签。然而在这场反莽兴汉的战争浪潮中，刘盆子是纯粹被卷入的，他甚至不能与往从平林、有点主动性的刘玄相比，他才是实实在在的“现成皇帝”。刘盆子根本未参与这场大博弈，以致在蹿升天子权位后，“恐畏欲啼”、“啮折（札）弃之”，要远离风险，复还依人，做一个放牛的“牛吏”，压根儿谈不上什么领导才具的表现。显然，刘盆子之被拥立，完全是赤眉因人心思汉、海内用汉年号时势需要的单方面行为。虽然赤眉需要的只是一个姓刘的“汉天子”，而并不在乎这个“汉天子”的实际才干，这也是起义军之所以采取探札触机偶然方式所能解释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当其时，一个“汉天子”的名义就是一个大到可以号令天下的政治社会资源。赤眉要走向胜利，需要这个资源。刘玄被绿林选立，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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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自己的领袖。在传统中国，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常识，所谓“千人无君，不散则乱；万乘无主，不危则亡”（《陈书·儒林传》）。它也是西方史学派别英雄论或伟人论以及社会学广义和狭义领袖得以成立的客观基础。伟大的时代提供了伟大实践的机遇，提供了社会各阶层各类人士成为英雄的可能性，提供了英雄人物充分发挥领导才具的历史舞台。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势造英雄”才具效用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刘盆子“啮折弃之”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或拒绝了这个实践的机会。客观言之，占据如此重要的最高公共职位和名义，就不应“尸乎其位”。王夫之说：“盆子者，愚而为人立者也”、“非其志而听命于人也”（《读通鉴论·光武》），王夫之所言之“愚”，当是指盆子无知无识，无丝毫领导才具的表现。刘盆子未能被大好的形势和天大的机遇转化为英雄，遑论政治领袖，就此自可说刘盆子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前世。但反过来，能叫一个只相当放牛娃的小孩子干什么呢？选主不当，正是赤眉也是绿林走向失败所共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德无能也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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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盆子的故事进一步说明：时势未必造英雄，英雄也未必造时势。总而言之，“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不是必然律，而只是一或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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