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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饫：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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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不：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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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蚩：痴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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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去：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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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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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刘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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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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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长兄也。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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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1]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因[2]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姊元弟仲皆遇害，宗从死者数十人。伯升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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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沘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3]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乃往为说合从[4]之势，下江从之。语在《王常传》。伯升于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旦，汉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赐陈溃，阜军望见散走[5]，汉兵急追之，却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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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阜、赐军败，引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尤、茂弃军走，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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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6]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7]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8]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9]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10]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11]自尊立，为天下准的[12]，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诸将多曰“善”。将军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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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公既即位，拜伯升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13]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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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及罢会，伯升舅樊宏谓伯升曰：“昔鸿门之会，范增举玦以示项羽。今建此意，得无不善乎？”伯升笑而不应。初，李轶谄事[14]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常[15]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又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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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16]稷，将诛之，伯升固争[17]。李轶、朱鲔因[18]劝更始并执[19]伯升，即日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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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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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英雄也造时势，这个由光武中兴启示出来的观点，在刘縯这里将继续得到证明，他是两汉之际反莽兴汉风云的创造型大英雄。尽管在四刘中，刘縯出师奏捷却身遭杀害，是唯一未称帝的一个，但他却充分表现了领导才具，实实在在是这场历史大博弈的一位发动者，一位允文允武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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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刘縯列传》总共只有一千四百字，它从大处、关节处勾画了刘#的领袖气质和首义英雄故事。选文第一节讲的是最基本的概况。两汉之际的反莽兴汉战争具有吊民伐罪的性质，按照《尚书》的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学说汤武革命的观点，这是一场革故鼎新的革命。与刘秀一开始带有被动不同的是，刘縯始终是主动进入反莽兴汉的历史大舞台的。刘秀的个人性格是“直柔”，刘縯则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刚直果敢，志向远大，做事方向感和原则性极强，临大事有决断力，这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领袖资质；激情洋溢，手面大方故而能鼓动人心、散财聚众，这当然亦是一种领袖式的英雄气魄。刘縯“自王莽篡汉，常愤愤。”王莽篡汉，若从初始元年（8年）算起，则刘秀十四岁；从始建国元年（9年）算起，则刘秀十五岁。这就是说，当刘秀尚在少年时，刘縯已将恢复汉室视为己任，他“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散财聚众，一心一意从事酝酿、策划反莽兴汉活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縯是一个天生的活动家、组织者，一个职业革命家，且呈现出领袖式的大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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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第二节记叙的是刘縯首义。首义中，刘縯表现了他坚定的方向感、战略眼光和运筹帷幄的统帅及临阵指挥能力。虽然自王莽居摄元年（6年）起即有汉宗室起事，但直到天凤四、五年（17、18年）才发生绿林、赤眉的大规模起义，其中绿林地接南阳、舂陵南。正是抓住这个“盗贼群起，南方尤甚”的时机，刘縯发挥他的动员、组织能力，召集首义，纪传合看则加上与刘秀兄弟同心，刚柔相济，创建舂陵子弟兵。这个契机选择反映了他性格的理性主导层面，他的首义也不是盲目、冲动的，有以复国为原则的时机考量，所谓“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他的首义动员赋予推翻新朝以吊民伐罪的正当性，所谓“王莽暴虐，百姓分崩”即是，同时把反莽与兴汉联系在一起，明确了反莽斗争正面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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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一面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刘秀与李通起于宛；一面自发七八千舂陵子弟兵，自称柱天都部；同时使宗室刘嘉联络新市、平林兵，指挥若定。新市、平林兵即绿林军，其时遇疾疫，死者近半，一部分南入南郡号“下江兵”，一部分北入南阳号“新市兵”，平林人陈牧等聚众响应新市兵号“平林兵”。合军而进，旗开得胜。刘縯的这些部署和指挥，不是其上还有一个权力授受，即不是被部署、被指挥、被创造，而纯是其领导才具的自然发挥，刘縯扮演的是第一动力角色，完全是狭义领袖学意义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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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初胜继而还保棘阳后，新市、平林各欲解去，刘縯带着刘秀、李通亲造下江营壁，见其代表五常说合纵之利，建立正式盟约，进而整编队伍，夜取蓝乡。此举不仅及时化解了绿林分离的危机，大壮军威，还将绿林反莽战争引纳入兴复汉室的轨道。紧接着，刘縯陈兵誓众，破釜鼓行，育阳大胜。皆可见凡遇大事、险事、关键处，刘縯皆不畏缩、不顾安危、不躲在后面靠用权发号施令，而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亲临第一线，戎马驰骋，表现出英雄本色。而王莽悬巨赏购刘縯，甚至“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此特殊的政治待遇非但绿林赤眉渠帅无，四刘中亦唯刘縯享有。此表明王莽视刘縯为其最大的政敌，也就反过来说明刘縯在当时反莽兴汉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名震天下的实际领袖式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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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雄就其个人命运而言，可能会走向喜剧，也可能会走向悲剧。充分显露的领导才能、显赫的战功和威震朝野的声名给反政府军带来了大发展，却没有给刘縯带来好运，带来的是绿林军对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反效应。当刘縯在前线厮杀，后方却背着刘縯策立刘玄为天子。《刘縯列传》交代了这个策立的缘由：“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也就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策立采取劣选法，对刘縯逆向淘汰，尽管刘縯人望非刘玄所能及，“豪杰咸归伯升”。面对突然袭击式的“示其议”，刘縯以破莽大势指析，慷慨陈词，据理力争，“遽”立不妥。“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读通鉴论·后汉更始》），自可坦然引军分去，况伯升乎！但刘縯反对无效，还是顾全大局，接受了这个策定。王夫之意谓刘縯乃私争大宝显是无根据的想当然；即谓刘縯由是不能自全祸福，亦只说对了一半。殊不知君臣之分一旦确定，刘縯已自受制于人，多了一份功高震主的风险，而在一个实施逆向淘汰的政军体制中，更难免被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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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随着刘縯之军威达到敌营新野宰望风而降的程度，刘秀昆阳大捷，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对于刘縯遇害，《后汉书》亦有如同《史记·项羽本纪》的细节记叙。更始大会诸将，取刘縯宝剑而视，绣衣御史申屠建接着进献玉玦。这一次仅因更始懦弱，刘縯始得全身而退，其舅樊宏提醒他这就是鸿门宴，“伯升笑而不应”。再者，刘秀亦告诫刘縯提防李轶谮害，“又不受”。这种身处险难中的从容、淡定、自信，甚至可以说是洒脱，那是几代贵族文明培养熏陶出来的素质。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过度自信，一种贵族的自负，这将刘縯引向了悲剧。但在人生的最后一场，刘縯照样放射出强烈夺目的存在光辉。勇冠三军的宗室部将刘稷不肯臣服更始而被捉将诛时，面对更始与诸将陈兵数千，刘縯毫无畏惧，挺身“固争”，豪侠气概万丈，真英雄、真豪杰也！这是刘縯“刚毅、慷慨有大节”的性格之“尽其性”。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刘縯还有一个出身，就是尝与刘嘉“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他与弟弟刘秀一样，乃“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儒家思想和汉代经学文化培育出来的古典意义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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